高茲、奧康納和格倫德曼都針對當代生態危機提出了生態社會主義的應對策略，但具體觀點有所不同。
高茲盡管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引起生態問題的根源，但他認為馬克思主張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革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稱為生產邏輯，認為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邏輯中不可能滋生出社會主義，他強調在後工業社會中社會主義的實現隻能基於生態理性，他的生態社會主義策略的理論基礎是生態理性。
高茲反對後現代主義者把後工業社會的問題歸於現代性過程和理性的危機的觀點，認為生態危機等後工業社會的問題不是理性導致的，反而恰恰是那種以理性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非理性的選擇導致的危機，高茲將它稱為經濟理性，認為正是這種非理性、偽理性化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麵。他認為經濟理性的產生是與資本主義的形成同步的，它以計算和核算為基礎，與計算機和機械化、自動化聯係在一起，由於勞動手段的改進、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出更多的額外價值，並產生了更多空餘時間，但加劇了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導致的工人階級的異化，使工人被經濟理性和機器控製，喪失了作為社會主義運動主體的能力，於是高茲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摧毀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個前提。首先，工人的勞動不再包含任何力量。一個社會活動沒有力量的階級既沒有掌握權力的手段，也沒有這樣做的意識。其次，勞動不再是工人自己的活動。現在無論在工廠還是在辦公室，絕大多數情況下的勞動是一種被動的、預定的活動，它完全從屬於一架大機器的運轉，沒有為個人的積極性留下任何空間。”[1]經濟理性使勞動成為征服和統治工人的物化力量，消滅了作為生產勞動的潛在主體和社會關係變革的潛在主體的工人，使得作為一種階級力量的能夠承擔並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工人階級的消失，造成後工業社會中“非工人非階級”的社會現實，傳統的社會主義運動失去了主體，已經不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