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馬克思主義的新霸權理論就是後馬克思主義者對意識形態的主體和領導權的認識和取向問題。要想研究後馬克思主義新霸權的涵義，首先必須知道什麽是意識形態領導權。
在這個問題上，最早提出自己見地的是安東尼奧·葛蘭西（1891—1937）。他把意識形態上的領導權力命名為“文化領導權”（葛蘭西所用的意大利詞dirìgere 及與此詞相關的詞的英譯，“cultural hegemony”），並賦予該詞以其獨特的含義。葛蘭西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先進的具有較高民主程度的資本主義社會，其統治方式已不再是通過暴力，而是通過宣傳，讓廣大的人民接受他們一係列的法律製度或世界觀，從而確立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麵的領導地位來達到其政治統治的目的，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領導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葛蘭西的觀點之上進一步發揮認為，這種意識形態領導權更突出地表現在一種思想意識是不是在文化中占據主流地位、中心地位，這樣意識形態領導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成為了主導權和話語霸權。
此後，這些思想被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加以繼承，並從中摻雜了許多自己的見解，形成了不同於原來意義上的文化領導權，我們把它稱為後馬克思主義新霸權。後馬克思主義的新霸權就是西方的後馬克思主義者拉克勞、墨菲、齊澤克、巴特勒等人對意識形態中主導權和話語霸權提出質疑和批判，他們認為，無論是誰，占據了文化上的主導權和話語霸權就是對民主和權力的挑戰，所以應該破除這種意識形態，同時不能把意識形態的工作局限在思想領域中進行，還要建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圖景來改變現實的社會環境，這就是後馬克思主義的新霸權理論的核心所在。
後馬克思主義的新霸權理論是“左派”理論發展洪流中的一支逆旅。20世紀70年代末，現實社會主義運動連遭挫折與敗績，最終使“新左派”在思想上發生了根基性的動搖，新左派知識分子普遍進入了一個思想危機階段，他們既不能從資本主義世界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希望，也不能從現實的社會主義事業獲取信心。對此，拉爾夫·密裏班德作出了經典的概述：“現實社會主義的經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義幻想的破滅，柬埔寨以及越南勝利的酸楚餘殃，歐洲共產主義希望的萎縮，這一切使得新社會運動在其出現之時，便天生地帶有了對於傳統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和政黨局限性的不滿。帶有一種在滋長著的對於工人階級成為劇烈社會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隨之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1]。全球範圍內共產主義政治的失勢使“新左派”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性質、目標、綱領、策略等都產生了質疑，正如拉克勞和墨菲在《霸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開篇所宣告的那樣，“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過去的明顯的真理——分析的古典形式和政治預測、衝突力量的性質、左派鬥爭的意義和目標——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礎的那些曆史變動的突然崩臨而受到嚴重挑戰”[2]。正是這種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懷疑氛圍從另一方麵促進了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生成與滋長。而這一時期在西方世界廣泛興起的各種“新社會運動”：女性主義、生態主義、反種族主義、性解放及同性戀運動、爭取黑色及棕色人種權利的鬥爭、反全球化運動、反體製化運動、反戰的和平運動等，這些複雜的、高度分化的、異質的社會構成因素和鬥爭形式，展示出了各種具體壓迫的多樣性、微觀化與不可化約性的特點，並大大強化了後現代政治對多元性、差異性、邊緣性的關懷與倚重，而這恰恰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者理解社會衝突的深入擴展和新政治主體得以合法建構的情境性基礎。從而為後馬克思主義新霸權思想敞開了一種理論建構的可能性，或者說為其理論框架提供了絕好的素材。後馬克思主義新霸權理論既是“新左派”思想低落與危機的表征，同時又是“新左派”企圖走出迷途的渴望、探索與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