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法國興起一股“後現代主義”思潮。所謂“後現代主義”，如果站在讚成和反對這兩種立場，得出的結論就會大相徑庭。我們應當站在裁判員的立場去進行評判。“後現代”這個概念早已在1870年英國畫家約翰·華特金斯·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在他的個人畫展中使用，經過一百年的演變，它的意義已由繪畫藝術評論用語變為詩歌藝術、建築藝術等評論用語，再到後來演變為人文科學各個學科乃至曆史範疇、社會範疇、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表達方式和行為方式。[1]正如高宣揚先生所說：“後現代主義是集社會、文化、曆史、氣質、品味、思想心態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種因素於一身的複雜新事物……它的內容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也使其成為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語言學、心理學以及美學等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諸學科進行科際研究跨學科領域，同時又成為文學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2]歸根到底，後現代主義就是要對現代主義進行批判和造反的一種思潮。那麽，這樣一個複雜的思潮何以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得以在法國興發起來呢？原因就是20世紀60年代，結構主義在法國蔓延流行，而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是一對因果兄弟。美國評論家凱爾納和貝斯特說得好，正如結構主義猛烈攻擊現象學、存在主義和人本主義那樣，後結構主義也攻擊結構主義思想的前提和假設。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者德裏達、福柯、克裏斯蒂娃、利奧塔和巴爾特發表了一係列批判結構主義的文本，這些批判製造了一種激烈的理論巨變氛圍，從而推動了後現代理論的形成。[3]因此，“後結構主義構成了後現代理論的一個源頭”。[4]
後結構主義何以構成了後現代理論的一個源頭呢？我們可以首先探索法國在20世紀60年代的曆史背景。1962年，列維-斯特勞斯發表了《野蠻人的心靈》這部著作，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從此，結構主義也就盛行起來。列維-斯特勞斯理論的意義在於，他把結構主義推廣到對薩特存在主義的批判，這標誌著結構主義的到來，存在主義的結束；標誌著“現時代”的結束，“後現代”的到來。尤其是1968年法國“五月革命”失敗之後，人們把對革命的失敗和失望視為是時代的“斷裂”，認為革命之前是“現時代”，而革命之後是“後時代”。事實上似乎也是如此：“五月革命”前後，法國倫理道德和社會風貌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直接影響了法國的思想家，因而，各種新人物和新思潮層出不窮，其中後現代思潮以及用後現代思想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後馬克思主義也得到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