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後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直接成因大約有三個方麵：第一，20世紀60年代初結構主義的風行；第二，60年代末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興起；第三，有以《論辯》和《太凱爾》雜誌為核心的大批知識分子。
20世紀60年代初，巴黎結構主義水行風起，並迅速滲透到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以法蘭西學院社會人類學教研室的列維-斯特勞斯為首的人種學、人類學領域；以法蘭西學院認識史教研室的米歇爾·福科為首的曆史哲學領域；以法蘭西學院文化符號學教研室的羅蘭·巴爾特為首的文藝評論領域；以法國精神分析學派領袖雅克·拉康為首的精神分析領域；以巴黎人文科學高等學院的雅克·德裏達為首的哲學和文學批評領域；以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符號學家朱麗婭·克裏斯蒂娃為首的符號學和文學評論領域；以巴黎高師的路易·阿爾都塞為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等等。上述這些學術大師們運用結構主義方法去分析各個人文社會學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去分析和解釋馬克思主義。人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各國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均為蘇聯共產黨控製，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也都統一在蘇共的口徑，否則便被當做是離經叛道。而法國的結構主義理論家們紛紛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對各人文學科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另類的解釋，這就不得不觸動“正統”的神經。正因為如此，當阿爾都塞及其弟子接連發表《保衛馬克思》《讀〈資本論〉》兩部轟動一時的著作之後不久，法共黨內外乃至國際均對之提出激烈的批評。[1]這就是說，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出現，預示著一種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相左的思想理論出現，它的出現打破了長期以來“正統馬克思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麵。這種馬克思主義被一些學者認為就是“後馬克思主義”。例如，美國著名學者弗裏德裏克·詹姆遜就說：“在實際運用中，結構主義批評方法常常可以分成相對不同的兩類。其中之一我們稱之為結構主義運動中的非政治性的一支或稱右翼……結構主義批評的另一支屬於政治譜係……以《太凱爾》的文學評論為中心——它們旨在話語形式與資產階級的或革命意識的形式之間作明顯的政治性關聯……然而事實上，這兩種研究都是後馬克思主義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