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元年（1875），輪船招商局負責運送漕糧的“福星號”輪船被英國“澳順號”輪船撞沉，形成重大海難事故，其死難者人數之多、情況之慘烈，均堪稱中國近代海難史之最。然而，這樁原因清晰、責任明確的海難案，其最終的處理結果卻很難令死難者家屬與國人滿意。
光緒元年（1875），福星號輪船裝載浙江海鹽等12縣白糧正耗米7270石，貨物849件，修造津棧木料8排，計61支，乘客65人，船主管賬水手等53人，於二月二十七日，開至佘山。因海中起大霧，不敢快走，僅開“半車”（最高時速的一半），每間隔二分工夫，即放響氣，“以期來船引避”。至次日早霧更大，“頭尾相望，亦甚模糊”。十點三刻，開到距黑水洋100裏的撩木洋地方，忽聽有來船放氣，急叫快打倒車，來船已從該船頭之右側撞過，“來勢甚猛，疾撞穿船頭夾艙，水即湧進頭艙，貨物隨浪漂去”。因當時客人多半呆在艙底，出事後紛紛爭上舢板。情急之中，船上的4條舢板隻有一條割斷繩索，放落海麵。事後救起客人18名，船主賬房水手等35名，撈起屍身3具。此輪船原載江蘇津局委員21人，浙江津局委員1人，經救起者僅江錫珪、蔡世濂、王世藻3人。據事後的統計，此船上有賬房11人，其中死5活6；客人65人，其中死47活18；水手42人，其中死13（包括外國人1名）活29人。共計此次死難人員多達65人。救起人員之中，受傷的也不少，如所救生火水手，就有3人受傷，還有1人“被木碰撞折臂”。這就是近代史上轟動一時的“福星號海難”。
招商局輪船
此次事件的肇事者為英國怡和洋行之“澳順號”。福星被撞之時，澳順尚能進行援助，故王世藻及家丁等7人，得以登上澳順輪船活命。據報告，此次江蘇津局委員中，喪生者計有蒯光烈（江蘇候補同知）、齊嶽（江蘇補用同知）、王綬（江蘇試用通判）、朱聲槐（江蘇補用同知）、許懋身（兩淮候補鹽知事）、綽勒歡保（江蘇候補知縣）、魏文彬（補用衛守備）、甘立功（江蘇候補從九品）、李鬆年（江蘇候補縣丞）、劉齊煜（江蘇大挑知縣）、李錫田（江蘇候補巡檢）、貴成（江蘇試用知縣）、張溍（直隸州知州）、榮椿（江蘇候補知縣）、謝鳴鳳（江蘇試用通判）、胡權立（江蘇候補知縣）、姚濬源（分發補用縣丞）、黃爾祉（江蘇候補同知）、張培生（江蘇候補縣丞）、長楙（江蘇候補縣丞）、呂廷宰（江蘇候補知縣）、趙德輅（揀選知縣）、葉錦泉（司事同知銜）。其中趙德輅係山西解州人，鹹豐時期的舉人，考取教習，同治十三年自京來滬“措資”，因與滬商相識，經江蘇漕糧海運局介紹，“作為津局董事前赴天津照料兌務”，不料溺水身死，“文書行李一概沉沒”。由此可見，江蘇此年的天津海運委員，差不多被洗劫一空，損失極為慘重。浙江方麵也受牽連，同船前赴天津的浙江津局委員石師鑄（浙江補用同知）亦一並殉難。李鴻章將此事上奏清廷。清廷立即發布上諭：“亟須徹底查究，責令賠償，著飭道員馮焌光照會英國刑司領事聲速將此案秉公會記，按照條約辦理，毋任延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