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詩詞之外，小說在宋朝亦出現了不同於前代的新氣象。宋朝以前，先秦神話寓言、六朝誌怪、唐傳奇，多出自文人之手，附會神跡奇聞，且盡用文言書寫，僅供陽春白雪之人欣賞。及至宋朝，城市經濟的繁榮與市民階層的崛起，促進了由民間藝人口頭創作、語句通俗活潑、反映市民生活的話本的蓬勃興起，開辟了中國傳統文學的新局麵。
“話”即故事，講故事名為“說話”，以“說話”為生的藝人叫“說話人”，“說話”的底本即為“話本”。說話的內容，有靈怪、傳奇類，公案、戰爭類小說；有講述佛教故事、參禪悟道類經變，有講說前代史書文傳、興廢爭戰的講史以及渾話等。其中，小說和講史最受歡迎。說話人各有所專，各展所長。如北宋末年的汴梁，就有專說三國故事的霍四究，說五代故事的尹常；南宋臨安城內，則有小說名家蔡和、孫奇等52人，講史名家喬萬卷、周八官等23人，說經名家長嘯和尚等17人；金朝西京大同，又有五代史名家劉敏，小說家張仲軻、賈耐兒等人。他們不僅駐紮於城市中熱鬧喧囂的勾欄、瓦舍內，還經常遊曆至郊野鄉村中，為人們帶去喜聞樂見的故事，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對此，南宋詩人陸遊曾撰詩雲：“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陸遊《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生動鮮活地刻畫了鄉間民眾為聽蔡中郎“說話”而聚集的熱鬧場麵，散溢出濃厚的生活氣息。
“說話”藝術的流行，首先歸因於宋朝經濟的發展以及市民階層的壯大。唐末至宋朝以來，我國商品經濟不斷發展，陸續出現了揚州、益州、汴梁、臨安等大型商業城市。在這些城市裏，從事工商業的人口眾多。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為市民們帶來了相對富足的生活，使得他們在基本生存之外還對精神娛樂生出了極大的需求。瓦舍、勾欄裏，終日有市民流連於此，享樂消費。在市場的旺盛需求下，為滿足市民精神生活而創作的“說話”即誕生了。其次，宋朝“重文輕武”的基本政策培養了一大批有較高文化修養的讀書人以及有一定文化水平與欣賞能力的普通市民。前者在參加科舉考試落第後，往往成為“話”的創作主體，進而推動了一批優秀“話本”的誕生；後者則以消費者的姿態迫使前者不斷努力改進，進一步推動“說話”藝術與話本小說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