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文運動的影響下，宋朝散文發展迅速且成就高超。然而，與以奇句、單筆為主的散文相對立的以偶句、複筆為主的傳統駢文並未走向落魄和消失，反而與散文相互滲透，形成了頗有特色的四六。“四六”一詞，出自唐朝柳宗元《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後人因駢文的組成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的並列或錯綜為主，所以摘取“四六”二字，代稱駢文。
自中唐以來，在古文運動的影響下，散文獲得了巨大發展。然而，宋朝在實際政治社會生活中大量文本仍舊采用駢文書寫，這使得駢文在散文蓬勃發展的環境下仍舊保持了相當的地位與活力。兩宋文士，無不工於四六。而四六在宋朝文化空前繁榮的環境下，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麵目，獲得了“宋四六”的稱號。受散文的影響，宋四六在文體工整對仗的基礎上，被注入了抒情議論的內涵與縱橫捭闔的氣勢。
宋朝初年駢文多遵守唐朝時的規範，少有開拓與創造。至歐陽修時，他在吸收和運用駢文的長處大力發展散文後，又以散文積極反哺駢文。他一方麵保留了駢文對偶聲律的優點，另一方麵則摒除了五代以來卑弱豔麗的風格，語言自然流暢，清新脫俗，開啟了宋四六的濫觴，奠定了其散文化駢文的基調。此後，王安石、蘇軾等人群起而效法之，形成了宋四六獨特的風格。
宋四六擁有駢文講究對偶的基本形製，剪裁工整，內裏卻有著散文長於議論、少用故事而多用成語的氣質，且喜用長句，用詞樸實，多用虛字以行氣，氣勢充足且生出跌宕起伏之效。如蘇軾的《乞常州居住表》雲：“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盛，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置之死。”不獨對仗工整，且內容充實，議論有序，氣勢磅礴，開篇即流露出震懾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