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羅伯特·莫蘭特，教育委員會的常務秘書，有影響力的公務員，他最終設法使科學博物館形成。該照片出自倫敦國家肖像館。
德意誌博物館突出了方向轉變上的成果。以前，對新機構的建立，不論是在私人信件中還是在公共文件中，所有參照都是巴黎工藝博物館。為了向法國的影響表示敬意，附近的科學學院被命名為科學師範學院。然而，在英國，越來越多的發展參照不再是法國。1870年德國勝利之後，德國的機構、價值觀和實踐不斷彰顯尊重德國新建立的聯合組織和力量的元素，用意很清楚：有助於實踐的研究行為和科學行為是有價值的。博物館展出的藏品背後的科學原理為選擇和解釋展品提供了標準。
德國的競爭和挑戰的意義值得進一步考慮。競爭和挑戰在辯論話題中不斷地被引用。這些辯論的主題從教育、博物館到養老金都有涉及。當然，引入德國的威脅可能會放大提議的吸引力，並且有助於從不情願的財政部贏得資源。英國政治和學術精英的成員中有很多人都在德國受訓過，他們意識到新標準正在跨越北海。理查德·伯登·霍爾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在轉向法律和政治方向之前是在哥廷根研究生理學的。他把這個新標準告訴與他同時代的英國人。他經曆過軍隊的改革和帝國理工學院的成立，該學院的建立是英國麵對德國的挑戰而對公眾的回應。化學家特意用珀金（Perkin）花了半個世紀才在1906年發現的苯胺紫向他們的同胞展示德國化學的實力。[63]因此，曆史學家分析這個階段為“世界性民族主義”（cosmopolitan nationalism）時期。[64]然而，盡管德國威脅論可能會喚起本國人民對這個項目的支持，但期待從中看到對英國機構全新的完整解釋通常是不明智的。
為了了解下個階段發展的本地根源，我們必須弄清楚20世紀早期莫蘭特領導的教育組織激進改革。莫蘭特可能是現代“世界性民族主義”的代表，他在溫徹斯特大學（Winchester College）、暹羅（Siam，泰國的舊稱）和瑞士都有著豐富的教育經驗。早在1898年，莫蘭特總結他在瑞士的教育觀點時，提出了“在國際掙紮中求生存”的教育觀點，也就是他所說的“集中腦力”將是生存的關鍵。[65]1903年，在他成為負責博物館和教育係統的教育委員會常務秘書時，他的這個觀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