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沙因費爾德
1911年，貝爾委員會的報告提出了科學博物館早期幾十年的管理目標。科學博物館是一項極具野心的建築項目，是對藏品的再度聚焦，也是對教育的全新詮釋。1909年科學博物館獨立後的十年，在文化上極具影響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以戰止戰”（War to End All Wars）在今天看來其曆史地位變小了，但是卻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致命，至少它對國民的心理傷害是毀滅性的，對英國的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是極具破壞性的。約75萬男性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前，年齡在15～49歲的男性人數約占7%。當戰後生活恢複正常時，人們發現男性人數顯著減少。[1]美國曆史學家傑伊·溫特（Jay Winter）寫道：“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部分戰士的家庭都在哀悼。”1914—1918年，全球的關注點就是紀念活動。讓逝者安息、落葉歸根，不論是身體形式上的或者象征性的，都是親屬普遍的需要。戰爭結束後，英國社會出現了科學博物館，此時科學博物館被迫尋求措施以完成它的使命——疏散現實中到處滲透的哀悼氣息。
戰爭博物館與和平博物館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在國外熊熊燃燒，倫敦的科學博物館受到了直接的影響。在戰爭期間及之後的幾年裏，科學博物館隻在有限的時間內開放南部和西部展區的部分展廳。這兩個展區本用來作為1862年國際展覽——萬國工業博覽會的續篇，但場地明顯不充足。大量木質藏品很容易引起火災。於是貝爾委員會就提議用雙倍大的空間來安置藏品。[2]展覽路建築的建造始於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項目的有限進展並沒有立即給科學博物館帶來太大好處。1918年，戰爭辦公室（the War Office）強製性征用未完成的東樓和部分舊展區。直到1922年戰爭辦公室搬出後，工程才再次重啟。盡管科學博物館在後續的幾年搬至新地點，但是東樓一直到1928年還未正式開放。盡管經曆眾多遊說，並且科學博物館館長和谘詢委員會也很努力，但是貝爾委員會提出的建設藍圖——包含中樓和西樓，在大小上與東樓相當——一直到2000年新的威爾康翼展廳開放時才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