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波恩
保持和記錄的願望與對教育的需求之間，以及對過去的反應與當前和未來的需求之間的張力，形成了貫穿科學博物館整個生命曆程中一條連續的線。
——尼爾·科森斯（1993）[1]
一個人切身經曆的改變在某種程度上比其他任何時代的改變都更劇烈，這個觀點通常是錯誤的，尤其是對曆史學家來說。同樣，過去30年標誌著科學博物館管理發生了重大轉變，不僅包括其公眾形象和人員結構，事實上，還包含所有其他與管理相關的不同方麵，這些方方麵麵在本書的各個章節都有討論。一個簡單的章節不能涵蓋這一時代科學博物館的整個曆史，更何況還要同時考慮在更廣的範圍內，也就是所有國家博物館都在發生深遠變革的背景下，關注科學博物館所發生的變化。除此之外，我們還將考慮科學博物館在曆史和科學傳播中持續辯證的發展。換句話說，收藏和互動是這一時期尤其對立的兩個方麵。[1]
科學傳播和科學史
如果博物館可以清楚自己在科學史和科學傳播方麵的辯證關係，那麽它也該注意到從1857年起，爭論的雙方都采取了不同的形式。19世紀，南肯辛頓博物館的科學部提供了斯邁利森（Smilesian）文物去激發公眾對工程天才的欽佩，也為理性娛樂活動提供了科學的工具。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隙，公眾見證了普通的展廳展示科技主要分支的“發展線”，這條發展線由一個後來被命名為“兒童館”的介紹性展廳補充完整。與此同時，科學博物館致力於物質科學在實踐和應用方麵的展覽，這種在較多困難或較少困難之間進行折中的辯證思想在展覽中也許很容易被察覺。我們可能把“它怎樣工作”的展品與物品的曆史發展順序合在一起，看成辯證思想在行動中的一種隱形表達。直到20世紀8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展廳和展覽的規範才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