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著聯姻前進：先鋒派與媚俗派
（一）先鋒派的內在矛盾
早期現代主義藝術家素有“先鋒派”（也譯作“前衛”）之稱，這意味著他們走在藝術和社會進步的最前端。“先鋒”這個詞最早是作為軍事用語出現的，19世紀20年代以後，由聖西門主義者轉用於政治領域，喻指帶領社會大眾往前走的政治活動家。19世紀60年代，波德萊爾使用“先鋒文人”的說法，開始把“先鋒”的標簽引入文學領域。直到20世紀初，“先鋒”一詞才在藝術評論界比較確認地通用。
“先鋒派”一般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野獸主義、立體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等，這場聲勢浩大的先鋒派藝術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逐漸宣告結束。但是先鋒派新新不已的邏輯仍然支配著現代主義藝術，先鋒精神一直在延續。作為一個藝術概念，先鋒派已經變得足夠寬泛，對過去的拒斥和對新事物的崇拜決定了其美學綱領，由於能夠將所有反傳統的“美學極端主義”歸入其範疇，先鋒派成為20世紀文學藝術批評中的一個重要術語。
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先鋒派的“內在矛盾”是波德萊爾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經覺察到的。他在筆記中明確表達了對於“文學先鋒派”的極度蔑視，這主要是因為他感受到了先鋒派所帶有的矛盾：不遵從主義被還原成一種軍事紀律，或者更糟，被還原成一種畜群式的服從。波德萊爾對於先鋒派的評說有一種強烈的譏諷性質：“論法國人對於軍事隱喻的熱烈偏好。在這個國家每個隱喻都長有八字須。文學的軍事學派，駐守堡壘，高舉旗幟……更多的軍事隱喻：戰鬥的詩人、先鋒派文學家。這種喜好軍事隱喻的弱點是一些人的標誌，這些人自己並非軍事家，卻是為紀律而生的——也就是說，是為服從而生的——這些人天生馴順，這些隻能穿著軍裝思考的比利時種馬。”[1]在波德萊爾看來，正是因為先鋒派全麵的不遵從主義滋生了一種新型的服從，雖然這種新型服從是搗毀偶像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