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第二版（1843）前言中談到“我們的時代”時說，它重圖像甚於事物，重複製品甚於原作，重表現甚於事實，重現象甚於存在，他這預兆性的抱怨，在20世紀已變成一種獲廣泛共識的診斷：當一個社會的主要活動之一是生產和消費形象時，當影像強有力地決定我們對現實的需求、而且它本身就被覬覦為親身體驗的替代品，因而對經濟健康、政體穩定和個人幸福的追求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時，這個社會就“現代”了。
居伊·德波在1967年《景觀社會》一書的開篇指出：“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的龐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轉化為一個表象。”[1]在“作為景觀的商品”一章中，德波指出，商品拜物教的基本原則——社會以“可見而不可見之物”的統治，在景觀中得到絕對的貫徹，“在景觀中真實的世界被優於這一世界的影像的精選品所取代，然而，同時這些影像又成功地使自己被認為是卓越超群的現實之縮影”[2]。
讓·鮑德裏亞說過：“原始社會有麵具，資產階級社會有鏡子，而我們有影像。”[3]鮑德裏亞分析晚期資本主義時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形象符碼，他認為，在消費社會中，控製需求與社會化過程的是符碼係統，而廣告扮演了個中要角。廣告修辭的統治模式已經從對於客體的功能用途的描述轉向了對於它們符號價值的描述，正如商品廣告和生活方式廣告中那些情感訴求的普及所體現的。
對鮑德裏亞而言，廣告在使物品轉化為符號的程序中，具有強大的地位。同時，廣告本身也是作為符號而被消費的對象。在這方麵，鮑德裏亞顯然受到羅蘭·巴特的重要影響。1962—1963年，巴特在巴黎高等實踐學院所開討論課即以“當代符號意義組構係統目錄：物的體係（衣服、食物、住屋）”為名，而鮑德裏亞赫然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