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者的景觀：種族符號的消費問題
（一）商品種族主義
斯圖亞特·霍爾在《“他者”的景觀》一文中對“商品種族主義”的分析，主要是19世紀最後幾十年在英國通過商品廣告而廣為流行的帝國形象和主題。“廣告是帝國的計劃借以在大眾媒介中表現自己的視覺形象，是建造帝國與國內想象力之間的聯係的手段。”[英]斯圖亞特·霍爾編：《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徐亮、陸興華譯，24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霍爾指出，白人正是通過形貌及由此延伸出的各種“差異”而將黑人視為“他者”，進而通過同他者的對話建立意義，使他者種族化。
例如，短跑選手卡爾·劉易斯在皮萊利輪胎公司的廣告畫中穿上紅色高跟鞋，被女性化了。劉易斯的慣常身份，即他是黑人男運動員，被對他的“女性化”符咒（標誌這一點的是紅皮鞋的能指）所阻擋，連根拔起。性的和種族的“信息”模棱兩可地被提出。
霍爾認為，在種族話語的建構中，“白人”與“黑人”在人種學上的二元對立獲得了極端突出的強調。每一個都是人類不同“類型”或樣本間的一種絕對差異的能指。存在著圍繞某種假定的紐帶的各種豐富的區別，這種紐帶一方麵把白色“人種”同智力的發展聯係起來——有教養、學位和知識、基於理性的信仰、各種發達的體製機構的存在、正規的政府和法律以及他們情感的、性的和世俗生活中的“文明的約束”，所有這些都與“文化”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麵，也把黑色“人種”同本能的任何東西聯係起來——沒有節製地而不是理智地表達情緒和情感，在**和社會生活中缺乏文明的雅致，依賴習慣和儀式，缺乏完善的政府機構，所有這些都與“自然”相連。最後，存在著種族“純粹性”和“汙染”兩極間的對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