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言之，儒家的政治倫理尚於中行或中道，其思想淵源可上溯到《尚書》《論語》《易傳》《中庸》與《樂記》等典籍。與此相應的儒家美學思想，主要推崇“中和為美”的基本原則。這裏所謂“中”，涉及“中正”與“時中”兩個方麵，由此可導引出正確適度與依度立美的一般法則；這裏所謂“和”，涉及“包容”與“諧和”的互動關係，由此可引發出基於中和的情理兼容結構，同時也造就出基於中和的審美價值及其審美體驗。不過，“中和為美”之美，不僅涉及藝術作品的形式與內容之美，同時也關乎言行與舉止之美。前者屬於美學領域，後者歸於道德範疇。但無論怎麽講，這種“美”包含著動態的、精神的與道德的目的性追求，決不能等同於西方美學中用於修飾的和感性學意義上的美學賓詞（aesthetic predicate）。
就“中和為美”說的哲學基礎而論，一般認為其根本點是儒家的“中庸之道”，這在《中庸》篇中得到比較集中的論述。至於《中庸》與《樂記》所論的“中和之紀”，從其發端來說，也是“中庸之道”在情理結構和音樂美學中的外延或落實而已。所謂“中庸”，鄭玄釋其為“中和之為用也”，可簡約為“用中”；與此同時，因“庸”含“常”義，鄭玄又認為“用中為常道也”。後來的二程，繼而將“中庸之道”視為“天下之正道”與“天下之定理”。若沿用顧頡剛的說法，“中”等同於“中正”，也就是“正確與適當”的意思。依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執兩用中”的思想。這一思想在《中庸》裏的完整表述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現代漢語展開來講，此話是說在理解基礎上把握住事物對立的兩個極端，並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選擇、判斷和運用正確而適當的一點。有的學者將其界定為“正確性原則”（張國慶）。我覺得“正確性原則”（principle of correctness）更多地趨向於認識論範疇，這需要得到科學的論證，涉及客觀性和普遍性兩個向度，而中國哲學中所言的“中”，很難符合這一要求或實現這一標準。因為，中國哲學中所言的“中”，是以道德規範為評價參照的，或者說，中國式的“中”觀更傾向於倫理與價值判斷。為此，我們不妨將其稱之為“正當性原則”（principle of legitimateness）。除此之外，上述“中”觀還應包含“適度性”的一麵。因為在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中，“適度性”表現一種“因時而中”的“度”，把握好了“度”，也就等於接近於“正當性”或“合理性”。在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中講“度”的把握，更具有靈活性，更符合“時中”原則。近年來，李澤厚十分重視“度”的作用，一再強調在製造和使用工具過程中要把握好“度”。按我的理解，這是繼“以美啟真”和“以美儲善”之說以後，提出的“依度立美”之說。[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