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不乏精美的政治設計，但恐怕已不能照搬用於當世：即便“政治儒學”之說能夠成立，也不能說明那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政治。儒家曾經十分管用的政治理念和具體措施，雖不無借鑒意義，卻無論如何不再鮮活有力竟而可以簡單“克隆”——康有為在現代文明危機開始時就已高瞻遠矚地指出：“夫治國之有法，猶治病之有方也，病變則方亦變。若病既變而仍用舊方，可以增疾。時既變而仍用舊法，可以危國”，[25]又曰：“若引舊法以治近世，是執舊方以醫變症，藥既不對，病必加危”。[26]
國學固有其妙，卻主要不在政體上，否則，國事危矣。憲章文武與師法後王，本來就不矛盾，[27]故孔子法後王而為聖師。康有為清醒地指出“不窮經義而酌古今，考勢變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劍之愚，非闔辟乾坤之治也。”[28]中西經義當然要窮，古今之變必須斟酌，然則何以窮究考辨？康子曰：“凡強敵之長技，必通曉而摹仿之，凡萬國之美法，必采擇而變行之”，[29]師夷長技未必以製夷，卻足可自強。
張君勱早年即已認識到，中國與西方的政法思想有著根本的區別，本土文明當然有極為重要的價值，但並不能成為未來國家建設的直接依據：
中國近來提出東方文化說者日盛，即吾輩亦以為東方文化自有其價值，不可忽視也。然但就政治就國家之理論言之，則古人之言，絕少可以為新國家建設之憑借者，此國人所當確認者也，唯其然也，除以西方柏拉圖以來之國家論，大昌明於國中外，無他法矣。[30]
國人痛感時局，積極引入西學以求自強，漸而至於“全盤西化”之極端，為了抵抗這種買辦文化，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幫並不守舊的新派學人大力弘揚東方文化尤其中國傳統思想，開啟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幾代香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現代新儒家第一代宗師之一的張君勱卻清醒地認識到，本土資源的價值自不待言，卻不體現在國家政治方麵。換言之，即便昌明西方自柏拉圖以來的國家政體學說，也並不就是在否認傳統文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