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為海禁大開，“大地忽通”，事實證明曾經十分優秀的中國傳統政治體製可能還會繼續存在很多年，即如康南海所謂：“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來，雖後此千年率由不變可也。”但這畢竟隻是“若使”，曆史不接受假設。自古一統的中國現在即便沒有列強環伺，也再難閉門自娛，安享舒緩雅致的生活，中國被迫全麵轉軌。但被動接受，淩辱不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何如主動改製更化，符采天人之策，以效漢武故事？
自1908年清帝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到1912年新政府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再到1946年較為成熟的《中華民國憲法》，中國人開始主動改變兩千多年的祖宗成法，尋求富強之道，邁出了千裏之行的跬步，收獲的當然不僅僅是跬譽。究其原因，除了曆史的教訓、時勢的引領和民心的向往之外，一大批飽讀詩書、熟諳經義也了解國情的學子走出國門，放眼世界，博采眾長，古今中西皆通，也是我們漸始擺脫中古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起草《中華民國憲法》的張君勱（1887—1969）堪稱個中翹楚——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盯著他們的所謂“曆史局限性”不放，這種說法本身就殊為可笑。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新中國的巨大成就與其憲法當然息息相關，但正如一位當代學者導讀《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最後所講，“近代中國的仁人誌士刻苦探索留下的寶貴資源，正是現代學人理應倍加珍惜、好好加以利用的財富。張君勱以及《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正是這樣的一份財富。張君勱走了，幾十年之後的今天，也許再過幾十年之後的明天，他的憲政思想定會還在，他的憲政主張必將兌現。”我們不能消極坐等這種主張自動兌現。
競今疏古和崇洋媚外不是“建國時代的新政治哲學”所需要的“新心理態度”，而厚古薄今和夜郎自大無疑也不是建設性的姿態。融貫中西，會通古今，回首百年，是為了現在。那麽，現在究竟是什麽樣的狀況，需要我們做什麽以及怎麽做？當代頗有才華和見識的學者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