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時代，是西漢的強盛時期，不僅表現在政治與經濟方麵，更表現在學術與文化的發展繁榮上。
文化的繁榮首要的表現就是儒學的興盛。出於挽救國家凋敝的經濟、恢複農業生產的需要，自高祖劉邦開始，一直到漢景帝時期，西漢的統治者們就逐漸采用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作為朝廷的指導思想。但隨著經濟的逐漸複蘇，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已經不再適用於國力漸趨強盛的漢朝，儒生也開始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劉邦時代的叔孫通、陸賈，漢文帝時期的賈誼，漢景帝時期的轅固生等，或者有儒學背景，或者本身就是儒者出身。儒學的影響開始擴大。漢景帝時，竇太後很有影響，她特別要求皇家子弟必須學習《老子》，漢武帝生長在宮廷當中，少年時不免要受到竇太後的影響。不過，負責教導漢武帝的老師衛綰、王臧卻是儒生，因而漢武帝也受到了儒學的熏染，對儒學十分向往。漢武帝即位初期的幾位丞相都與儒學有比較深的關係，衛綰是儒家出身，竇嬰、田蚡都喜好儒學。而在民間，精通《詩經》的有魯地的申培公、齊地的轅固生、燕地的韓嬰，精通《尚書》的有濟南的伏生，精通《禮》的有魯地的高堂生，精通《易經》的有菑川的田生，精通《春秋》的有齊魯之地的胡毋生、趙地的董仲舒。因而在漢武帝繼位的前幾年，朝野對於提倡儒學的呼聲很高。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剛剛即位，下詔求賢，丞相衛綰就上書，對所求的賢良之士做出了一個限製，即凡是學習申、商、韓非、蘇秦、張儀學說的，不予任用。這表明法家、縱橫家是被排斥的。漢武帝表示同意。公元前139年，當時的禦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上書請求不必再向竇太後奏報朝政，實際上是要禁止喜好道家學說的竇太後幹預國政。這引起了竇太後的憤怒，除逼令趙綰、王臧二人自殺外，竇太後還下令免除喜好儒學的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二人的職務。公元前135年，竇太後去世，提倡儒學的最後一個障礙消失。次年，漢武帝下詔選任賢良，以資治國。就在這次詔選賢良的過程中，漢武帝時期兩位關鍵的大儒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