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方以智的學術成就
《四庫提要》很推崇《通雅》，其曰：“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偽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遊，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然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梁啟超稱“密之之學風，確與明季之空疏武斷相反，而為清代考證學開其先河，則無可疑”，“《通雅》這一部書，總算近代聲音訓詁學第一流作品。清代學者除高郵王氏父子以外，像沒有哪位趕得上他”[1]。當今學者餘英時、張永堂、羅熾等教授認為方以智“藏理學於經學”與顧炎武提出的“經學即理學”具有相同的時代意義，他們兩人不約而同地為清季儒學的發展規則出一個嶄新的方向。[2]
對方以智學術成就評價最高的要算侯外廬先生，早在一九五七年，侯外廬就以《方以智——中國的百科全書派大哲學家》為題，對方以智思想進行了較全麵的研究，認為“他的哲學和王船山的哲學是同時代的大旗，是中國十七世紀時代精神的重要的側麵”。後來，此文收入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但對以前的結論略有修正，認為由於曆史的原因，“方以智的思想還沒有條件借以走上法國‘百科全書’派的典型途徑”，但仍堅持方以智是“東林——複社人物在理論上的總結者”。在1962年出版的《東西均》序言中，侯外廬重申了方以智是時代“大旗”的論斷。然冒懷辛等認為“1962年中華書局版《東西均》序言中對方以智估價過高，值得研討”[3]。唐明邦先生多重方以智的自然科學成就與會通西學的方法，認為方以智在自然科學方麵可以與同時代的李時珍、徐光啟、宋應星、徐宏祖並舉[4]。龐樸、郭齊勇等教授則將方以智與顧、黃、王並列，認為他們同為明末清初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