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其情”不是把捉一個性，去管束情，而是由修養工夫所至的任性流行與主宰，即情見性，所以，聖人不能無情，方以智說：“食者，聖人所不免。”[53]又曰：“千萬人之情，一人是也。”[54]睡食色財名之五情，聖人與眾人同。然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在於聖人透體立極、保任“覿體靈明”與充塞，能夠以仁心之化育契接天道創生之實義。他說：
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製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鑾，在行則聞佩玉，無故不去琴瑟，視聽言動，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55]
一方麵，“情”有顯“性”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麵亦有蔽“性”的消極作用，故工夫不可稍有鬆懈。“循之不息”的工夫如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裏仁》）聖人“在車則聞和鑾，在行則聞佩玉”，其所見所聞，無非天道流行與性體充塞，即是“循之不息”之境。至於“視聽言動，循禮法而動”，則不必如此說聖人，聖人自是“循性而動”、“率性而行”。按方以智晚年的觀點，“上者，見禮即自己”[56]，故“循禮法而動”當限於“昧於情用”之眾人。聖人循性，是自律；眾人蔽於情，為他律。
理學家普遍認為，“情”與“嗜欲”是不同的，方以智“以情之中節處表性天之理”，王陽明亦認為“情未必為惡”，隻是情“不中節則為惡”。但是，理學家無不反對鑿性縱情，以溺於聲色貨利者為“嗜欲”。至於情如何是“中節”？如何才是“不中節”？理學家們並不著力於此。他們多以無思、不立意、無累等來表達即情即性之聖境，如上文所引王陽明所言“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一語，意即七情著於一物，便是欲。同樣，方以智根據“性則虛而遍滿矣”之“遍滿”，突顯聖人之情“不落”一物，不“累於物”。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