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號曼公等，明萬曆辛亥年（1611）生於安徽桐城一個世代為官的書香家庭。處優於人的治學環境中，他自幼就顯示出非凡的才識。方以智自述雲：“年十五，十三經略能背諷；班史之書，略能粗舉，長益博覽百家。”[1]加上他生性好遊、交友，又因心係時政而直諫不諱，故“弱冠負盛名”[2]，“名噪海內”[3]，何如寵謂其“深悉一時之故，誠不下漢室賈生也”[4]。方以智年三十中進士，然明王朝不久覆亡，他遂走南都，又因阮大铖之誣而亡命嶺南。後桂王即位肇慶，拜為詹事府左中允，因權璫亂政，辭中允之命，留病梧州。而肇慶、廣州又變，密之扶病入夫夷山，變姓名於沅州天雷苗中，可謂“數年之間，國統三絕，行在五遷”[5]。清順治八年（1651），方以智被清兵搜獲，許其在梧州的雲蓋寺出家為僧。次年，隨施閏章返桐城，為逃避清廷征用，遂受戒於南京高座寺。清康熙四年（1665），入主青原。清康熙十年（1671）罹遭“粵案”，在南解途中，舟行萬安惶恐灘時“完名全節以終”[6]。
方以智一生留下《物理小識》、《通雅》、《博依集》、《浮山文集》、《易餘》、《東西均》、《一貫問答》、《藥地炮莊》等著作，所論遍及詩文、音韻、天文、地理、醫藥、經學、哲學等方麵。方以智的思想極富創造性與開放性（即他所說的“容遁”）。他處於國破家亡、內外交困的時代背景下，以一種醫者治病的心態將古今中外的學問當作藥材，集於一爐而烹煮之，正如他所說：“我以十二折半為爐，七十二為韝，三百六十五為課簿，環萬八百為公案，金剛智為昆吾斧，劈眾均以為薪，以毋自欺為空中之火，逢場烹飪，煮材適用，應供而化出，東西互濟，反因對治，而坐收無為之治，無我、無無我，圜三化四，不居一名。”[7]他以“東西互濟，反因對治”的博大情懷廣納兼取，藉以救治由思想偏頗所引發的各種病痛。針對“各食其教而門庭重”的時下學風，他指出，明經正業，理當“合諸家之異同而使參詳也，執一乎，水濟水耳”[8]。除此之外，方以智兼有“好究物理”與思辨於一身。《物理小識》與各類醫藥等著就是其“窮理極物”、“溺於雕蟲”的智慧結晶。至中晚年，方以智從事更有意義的工作：他以心性論為理論基礎，提出“一在二中”的體用關係說，充分闡發了傳統儒家關於天道（包括仁心）與器（氣）的圓融關係。在道器圓融一體的語境中，“道”與“藝”、“質測”與“通幾”、義與利等，皆存在本體論意義上的關聯。嚴格說來，“道寓於藝”、“質測即藏通幾”才是程伊川“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意境的合理推闡；反之，貶抑經驗知識（實學）並不合儒家體用圓融、立體致用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