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在剛出版的《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北京大學出版社）一書中讀到了翻譯家郭麟閣教授的一段話——“翻譯是‘比較文學’中主要項目；搞翻譯的不一定搞比較文學，搞‘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定搞翻譯”——頗受觸動和啟發。從20世紀末，我就有心寫一部立足於中國翻譯文學的翻譯文學基礎理論的書。1999年，我在《文藝報》上發表一篇題為《21世紀的中國比較文學：問題與展望》（《文藝報》1999年5月13日）的文章中，提出翻譯文學研究應該成為21世紀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點，呼籲學界進行《中國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史》《中國的法國文學翻譯史》《中國的英美文學翻譯史》等重要的國別翻譯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我自己對翻譯文學的研究也先從中國翻譯文學史入手。到2000年，我出版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後來又將研究範圍擴大到東方（整個亞洲北非地區），出版了《東方各國文學在中國——譯介與研究史述論》。2002年，我的研究由翻譯文學史而及翻譯文學理論，與陳言合著《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論爭》。我想，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寫一本《翻譯文學導論》或許並不太過唐突和冒失。
《翻譯文學導論》已經在我腦子裏醞釀許久了，資料也早已逐漸收集齊備，一直想找到一塊完整的時間來集中寫作，但手頭有兩個受政府資助的“十五”項目也很緊迫，為它們收集和消化材料頗費時間和精力，常恨自己分身無術。但我知道《翻譯文學導論》在研究思路上與我近期的其他研究銜接較緊，久拖可能導致思路冷卻。今年二月，妻從國外歸來，接管了家務，使得我除每周四、五到校授課及處理雜務外，一周四五天可以獨自蟄居近郊回龍觀的家中埋頭寫作，於是《翻譯文學導論》正式動筆。初春的北京，天氣一改往年常態，沙塵暴竟偃旗息鼓，氣候濕潤非常，令人心曠神怡。寫累了的時候就登上六樓的平台，在那裏照料一下返青的葡萄，或坐在上麵的木亭裏迎風洗腦。這種隱居式的寫作生活令我愜意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