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30日，我收到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胡廷蘭老師的一份電子郵件，其中寫道：
北京市社科聯決定在以往的“北京市社會科學理論著作出版基金”資助成果中，遴選了部分經典作品，以精裝的形式，統一設計封麵和版式，出版《北京社科精品文庫》。北師大出版社有5本書被選中，包括……您的《翻譯文學導論》……
收到這個郵件，我從心裏很感謝北京社科聯及專家評選組。因為《翻譯文學導論》作為一本“無用”的純學術理論的書，似乎無關乎國計民生，一般人也看不出有什麽“重要的現實意義”之類，但是它還是被當成“精品”遴選出來了。對此，我除了感謝、感恩，還感到榮幸。
《翻譯文學導論》2004年初版，印數3000冊，早已告罄。到了2007年，連同另一部著作《中國翻譯文學九大論爭》一起，收於《王向遠著作集》第八卷，印行4500冊，現在市場上也已經不太好買了。如今被選入《北京社科精品文庫》，算是第三版。在每年數以萬種的新書不斷推出的中國出版市場上，《翻譯文學導論》作為不帶普及性的學術著作，若能進入少數高端讀者的法眼，作為作者，我便很知足。何況近年來的翻譯研究界，許多人喜歡走捷徑，不願做清苦寂寞又繁難的文學翻譯，不獨立思考問題，隻熱衷於叫賣、炒作、套用歐美的翻譯理論，貌似新穎，往往能吸引一些時髦學人的眼球，而中國學者自己寫的東西，卻常常被報以冷眼。但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翻譯文學導論》出版後，還是得到了一些寶貴的肯定。特別是著名翻譯理論家謝天振先生的話對我鼓舞最大。謝先生在《關於翻譯文學和翻譯研究的幾點思考——由王向遠教授的兩部專著說起》（原載《中國比較文學》2008年第1期）中說：《翻譯文學導論》“是我國迄今為止第一部全麵論述翻譯文學的概念、特征、功用、方法等方麵的理論專著”；又在《社會科學報》2008年9月18日發表文章，認為“王向遠的《翻譯文學導論》是國內，恐怕也是國際上第一部全麵論述翻譯文學的性質、形態及其歸屬等問題的專著”（見《海上譯譚》，226頁，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作為精通中外翻譯理論研究曆史現狀的謝先生的這些話，我感到尤其寶貴和難得。誠然，無論《翻譯文學導論》出版之前，還是出版之後，研究“文學翻譯”的著作有之，論述自己的文學翻譯經驗與理論主張的有之，援引西方翻譯理論來論述文學翻譯問題的著作更有之，但立足於中國的“翻譯文學”理論體係與原理建構的著作，至今似乎仍然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