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學·譯介學·譯文學

——三種研究模式與“譯文學”研究的立場方法[5]

一、“翻譯學”、“譯介學”、“譯文學”三種研究模式的異同

當代中國的翻譯研究，由研究者的不同的立場、方法，形成了“翻譯學”、“譯介學”、“譯文學”三種不同的研究模式，也不妨看成是翻譯研究的三派。

第一種研究模式是“翻譯學”，是以跨語言的轉換為中心的綜合性翻譯研究，包括翻譯實踐研究、翻譯理論研究、翻譯史研究，翻譯原理研究等。但這一派在國內外曆史悠久，積累較為豐厚，有傳統的翻譯學，也有對傳統的翻譯學加以批判繼承的當代翻譯學。傳統的翻譯學基本上是以原文、原作者為中心、以語言學特別是語言規範為依托，以翻譯如何忠實於原作為基本問題。而當代翻譯學則逐漸走向以譯者為中心，強調翻譯家的主體性，並從“語言翻譯”的立場走向“文化翻譯”的立場，重視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價值。

第二種研究模式是“譯介學”，是謝天振先生在《譯介學》一書及相關文章中提出並論證的一個概念。他指出：“譯介學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翻譯研究……最初是從比較文學中媒介學的角度出發，目前則越來越多地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6]可見，“譯介學”雖然基本上脫胎於當代西方翻譯學，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話語和理論建構。它超越了語言學立場，從“比較文化”的立場出發，側重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獨特功能和作用，特別重視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強調“創造性叛逆”的重要價值，研究翻譯中文化意象的失落與歪曲、文化理解的偏誤以及文化交融的功能。

第三種研究模式是“譯文學”。照字麵，對“譯文學”可以有三個層麵的理解：一是“翻譯文學”的縮略，相對於一般翻譯學的寬泛的翻譯研究，而限定為“翻譯文學”的研究；二是相對於“譯介學”而言，表明它由“譯介學”媒介的立場而轉向了“譯文”，即翻譯文本，亦即由“譯介學”對媒介性的研究，轉置於“譯文”本身的研究；三是“譯文之學”的意思，指研究“譯文”的學問。“譯文學”雖然一詞三義，但顧名思義，無論怎樣加以理解，它的含義都是清晰的，無外乎以上三個側麵。三個側麵的含義構成了“譯文學”這個概念的完整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