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翻譯文學史的研究是翻譯文學的縱向的綜合的研究。翻譯文學史的研究最初並不是獨立的研究領域，它是與一般翻譯史的研究融為一體的。20世紀20年代初，梁啟超的長文《翻譯文學與佛典》將佛典翻譯中的翻譯文學作為研究對象，30年代阿英的《翻譯史話》、80年代初馬祖毅的《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後擴充為《中國翻譯史·上卷》）都將翻譯文學置於一般翻譯史中加以描述。王克非編著的《翻譯文化史論》，熱紮克·買提尼牙孜教授主編的《西域翻譯史》都不專論文學翻譯，還含有不少翻譯文學的內容。然而，中國翻譯文學研究要在翻譯研究中脫穎而出，中國翻譯文學要成為一個不同於翻譯學的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既取決於研究者在理論上如何建構，更取決於能不能描述和總結出中國翻譯文學史的獨特的曆史傳統和發展規律。這就需要將中國翻譯文學史從一般翻譯史中剝離出來，抽取出來，進行專門的深入研究。對中國翻譯文學史進行獨立的研究，是以1989年陳玉剛主編、李載道、劉獻彪等五位撰稿人合作撰寫的《中國翻譯文學史稿》的問世為標誌的。此後翻譯文學史的著作陸續出現，有譯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孫致禮編著《1949～1966我國英美文學翻譯概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延禮教授著《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王向遠著《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王向遠著《東方各國文學在中國——譯介與研究史述論》等。
筆者認為，翻譯文學史與一般的文學史在內容的構成要素方麵有相通的地方，也有特殊的地方。一般的文學史有四個基本要素，即時代環境—作家—作品—讀者；而翻譯文學史則有六個要素，即時代環境—作家—作品—翻譯家—譯本—讀者。前三種要素是以原作為中心的，後三種要素則以譯作為中心，翻譯文學史應把重心放在後三種要素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譯本”或稱“譯作”。以“譯本”為中心的翻譯文學史的研究是一種相對靜態的研究，它一般不深究翻譯家的操作過程，而是把研究對象“譯本”作為一種已然的客觀存在，從而對譯本加以分析、判斷和定位。翻譯文學史應解決和回答四個問題。第一，為什麽要譯？即分析翻譯家的翻譯選題的動機，這種動機與社會、時代及其翻譯家個人的思想觀念、文學興趣的關聯，翻譯家與所譯作家作品之間的事實上的或精神上的聯係等。第二，譯的是什麽？這就需要適當地介紹和分析原作，但不是孤立地分析原作，而是應該站在原作與譯作的關係的角度來進行。第三，譯得怎麽樣？就是要對譯本進行各種層麵的分析判斷，包括語言技巧的層麵、整體風格的層麵，必要時還要與其他的複譯本進行比較與鑒別。第四，譯本有何反響？就是注意收集有關譯本的讀者反響的材料，包括一般讀者，但更重要的是業內讀者的評論文章，還要研究一種譯本的印刷版次與發行數量，甚至是被盜版和盜譯的情況。在現代化圖書室中，還可以查閱到一種譯本的讀者借閱頻率，這些都是評價讀者反應的客觀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