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從學術史上看，任何一個有生命力的、能夠經得住時間考驗的理論、概念或命題，都需要得到後人不斷地修正和闡發，“信達雅”也不例外。“信達雅”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是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而它能夠保持持久的生命力，與百年來許多翻譯家、譯學理論家不斷的重新闡釋、豐富與發展密切相關。而且它那簡練的單字表述方式及嚴複在《譯例言》中的扼要的說明，也為後人的闡釋發揮留下了廣闊的空間。正如傅國強先生所強調指出的，“我們今天提‘嚴複的信達雅說’也好，稱之為‘信達雅理論’也好，絕不是、也不應該是僅僅指嚴複當初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的‘信達雅’三字時所做的有限解釋，而應當把嚴複之前、尤其是嚴複之後翻譯界人士對這一思想的闡述、修正和補充意見中那些為翻譯實踐證明為合理的東西都總結概括進去……所以我們是否可以說：信達雅說是以嚴複為代表的中國近代和現代翻譯界前輩人士對涉及外中互譯、特別是西語與漢語互譯活動中成功經驗的科學總結和理論升華”。[12]
事實也的確如此。嚴複之後，翻譯界及譯學理論界不斷嚐試對“信達雅”作出自己的理解和界定，從而逐漸深化了人們對“信達雅”的認識和理解，也不斷賦予了它新的蘊涵。
首先是對“信達雅”三字各自不同的內涵的理解與闡發。其中，關於“信”字的理解是大體一致的，即指“意義不倍本文”。用現代漢語解釋，就是“忠實”的意思。許多人強調指出，這個“信”字在三字經中是最重要的。如朱光潛在《談翻譯》一文中也認為：“嚴又陵以為譯事三難：信、達、雅。其實歸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辦到。原文‘達’而‘雅’，譯文不‘達’不‘雅’，那還是不‘信’，如果原文不‘達’不‘雅’，譯文‘達’而‘雅’，過猶不及，那也還是不‘信’……絕對的‘信’隻是一個理想，事實上很不易做到。但是我們必求盡量符合這個理想，在可能範圍之內不應該疏忽苟且。”[13]唐人說：“我認為翻譯應該絕對地忠實（信）……你若是全盤而忠實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連它的文字的風格、神韻都傳達了出來，則不但‘順’沒有問題，就是所謂‘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話）也沒有問題。‘信’、‘達’（順）、‘雅’三字實在作到一個‘信’就有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