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文學翻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重整旗鼓，謀求新的發展。1950年7月1日創刊的《翻譯通報》，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唯一的全國性翻譯理論專刊，其宗旨是“加強翻譯工作者間的聯係，交流翻譯經驗，展開翻譯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翻譯水準”。1953年7月，《譯文》雜誌（1959年1月後改刊為《世界文學》）問世，介紹世界各國的“革命的進步的文學”。在翻譯文學的組織機構方麵，1949年11月13日在董秋斯的主持下，上海成立了上海翻譯工作者協會，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建立的翻譯工作者組織。1951年11月出版總署召開了“第一屆翻譯工作者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公私合營出版翻譯書籍的規定草案》和《關於機關團體編譯機構翻譯工作的草案》。1954年8月19日，中國作家協會及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召開第一屆“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會議把翻譯工作的組織化、計劃化和提高翻譯質量作為中心議題，擬定出一個世界文學名著選題目錄，製定了必要的審校製度，從而使我國的翻譯工作真正納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的軌道。此前的文學翻譯活動幾乎是個人的行為，選材也是譯者根據個人的喜好進行的。這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文學翻譯中的無序競爭以及選題上的重複、搶譯、濫譯等現象。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將文學翻譯作為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一環來抓，加強了對文學翻譯的統一領導、規劃和管理。第一次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之後，國家對出版機構做出進一步的整頓和改造，由人民文學（含作家）和上海新文藝（後改為上海文藝）兩大國營出版社，以及專門介紹外國文學的《譯文》雜誌負責組織翻譯出版外國文學作品的主要任務。同時，專門的文學翻譯隊伍在此後迅速形成，專門或主要從事文學翻譯工作的翻譯家越來越多。1930年代之前，幾乎都是小說家和詩人兼作翻譯家，1930年代中期以後，才出現了朱生豪那樣的將全部精力投注於文學翻譯事業的人。到了1950年代後，專門的翻譯家逐漸成為翻譯的中堅力量，在20世紀後半期的文學翻譯中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些翻譯家大都在新中國成立前，甚至1920至1930年代前後就掌握了某種外文，出版過譯作，積累了一定的翻譯經驗，新中國成立後相對安定的生活條件，政府對翻譯事業的有序管理和積極提倡，都為他們提供了發揮特長的環境和條件。他們都有對口的工作和職業，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有關重要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等），雜誌社及出版管理部門的編輯和管理人員，知名的如馮亦代、蕭乾、胡仲持、黃雨石、孫用、王以鑄、汝龍、滿濤、蔣路、金人、郝運、孫繩武、盧永福、水建馥、李俍民、劉遼逸、張友鬆、高長榮、文潔若、馮南江、王科一、孫家晉（吳岩）、方平、辛未艾（鮑文棣）、成鈺亭、湯永寬、豐一吟、吳鈞陶、王仲年、侯浚吉等。這些人在譯作的出版上有“近水樓台”之便，出版譯作數量較多。還有一部分是有關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教師和研究人員，知名的如查良錚（穆旦）、馮至、李健吾、季羨林、金克木、卞之琳、羅大岡、羅念生、張穀若、趙蘿蕤、王佐良、楊周翰、陳占元、楊豈深、朱維之、江楓、桂裕芳等，多是學者型翻譯家。翻譯家的這種布局至今仍然大體如此。像錢春綺那樣的自由職業者身份的大翻譯家，是極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