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成立前後，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翻譯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不僅翻譯文學日益繁榮，翻譯文學的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講了這樣一段話，他認為我們以前之所以翻譯別國作品——
便因為它有我的長處，因為它像我的緣故。所以司各特小說之可譯者可讀者，就因為它像《史》《漢》的緣故；正如將赫胥黎《天演論》比周秦諸子，同一道理。大家都存著這樣一個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去學別人。隻顧別人來像我。即使勉強去學，也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我們想要救這弊病，須得擺脫曆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別人。隨後自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特的文學來。……[5]
周作人的講話，表明了文學界、翻譯文學界思想觀念的根本變化——由使外國文學“像我”，轉變到“真心的先去模仿”，即“我像外國文學”。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翻譯文學的根本轉變正在於此。
這種轉變首先體現在，翻譯文學開始真正以文學為本位。翻譯家們大都是立誌獻身文學事業的人，翻譯文學的展開由此前各個翻譯家分散的個人行為，轉換為以文學團體、思潮、流派為中心的集體行為。幾個文學社團各自展開了各具特色的翻譯，使中國的翻譯文學出現了興盛局麵。
其中，《新青年》雜誌捷足先登，從第一卷開始，先後譯介了屠格涅夫、龔古爾、王爾德、易卜生等作家作品，成為當時譯介外國文學的核心雜誌之一，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新青年》雖不是純文學雜誌，但其文學色彩相當濃厚，而且十分重視翻譯，譯文占總字數的約四分之一；而在翻譯作品中，文學作品的分量又占了一半以上。在第四卷裏，翻譯文學更是達總量的90%左右。《新青年》特別注重翻譯歐洲現實主義尤其是俄蘇文學、弱小民族文學，還特別注意翻譯那些與時代、社會的重大問題密切相關的作品，如第四卷刊登了“易卜生專號”，在全國形成易卜生戲劇熱，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