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受到外國列強的威脅和挑戰，中國由長期的閉關自守而被迫打開國門，在“以夷製夷”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開始向西方學習。近代翻譯運動由此興起。起初的翻譯，集中在自然科學著作，然後是社會科學。到了19世紀70年代後，文學翻譯逐漸增多。1871年，王韜和張芝軒合譯了《普法戰紀》中的法國國歌（即《馬賽曲》）和德國的《祖國歌》，是我國最早出現的譯詩。1872年發表的署名“蠡勺居士”譯自英文的《昕夕閑談》是近代第一部翻譯小說。隨後十幾年間，小說、詩歌等翻譯作品時有出現，但數量不多，譯品大多不標明原作者，譯者不用真名，譯作多為節譯，大都刊載於報刊，獨立印行的翻譯文學僅有寥寥數種。1895年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僅僅引進西方的技術是不夠的，還必須輸入新的思想學術，以求中國人精神麵貌的更新。自此，思想界和學術界進入了一個大力譯介西學的新階段。翻譯家們開始認識到了文學和文學翻譯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文學翻譯逐漸成為一種自覺的、有意識的行為，從而獲得了獨立性。1897年，嚴複與夏曾佑在天津《國聞報》上登出一篇《本館附印說部緣起》長文，闡述了小說及小說翻譯對於政治的重要性；次年，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明確提出“特采外國名儒撰述，而有關切於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
最早被譯介過來的是政治小說。政治小說作為一種題材類型的小說，原從英國傳入日本，中國翻譯的政治小說也大多是日本的政治小說。其中梁啟超翻譯的柴四郎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非常有影響。此後被翻譯過來的影響較大的政治小說有矢野文雄的《經國美談》、末廣鐵腸的《雪中梅》、廣陵佐佐木龍的《政海波瀾》等。這些小說對培育讀者的近代政治觀念，增強民族意識起到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