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季羨林的話，一語道破了翻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季先生在這裏講的是所有形式的翻譯，當然也適用於翻譯文學。單就中國的翻譯文學而言，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嬗變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前文引季羨林先生所說的“從印度來的水”，指的是古代的佛經翻譯。關於佛經翻譯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曆代學者都有精辟的論述，如梁啟超在《翻譯文學與佛典》（1920）一書中寫道：
此等富於文學性的經典（指《華嚴》《涅槃》《般若》等——引者注），複經譯家宗匠以極優美之國語為之移寫，社會上人人嗜讀。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於其詞繢。故想象力不期而增進，詮寫法不期而革新，其影響乃直接表現於一般文藝。我國自《搜神記》以下之一派小說，不能謂與《大莊嚴經論》一類之書無因緣。而近代一二巨製《水滸》《紅樓》之流，其結體運筆，受《華嚴》《涅槃》之影響者實甚多。即宋元明以降，雜劇傳奇彈詞等長篇歌曲，亦間接汲《佛本行讚》等書之流焉。[20]
胡適在《白話文學史》（1928）《佛教的翻譯文學》一章中認為，佛經翻譯文學“這樣偉大的翻譯工作……結果便是給中國文學史開了無窮新意境，創了不少新文體，添了無數新材料”。[21]他認為，譯經文學對中國文學的作用和影響，至少有三項：一、在中國文學最浮糜、最不自然的時期，在中國散文與韻文都走到駢偶濫套的路上的時期，佛教的譯經但求易曉，遂造成一種文學新體；二、中國固有文學缺乏想象力，像印度人那樣上天入地的毫無拘束的想象力表現在佛經翻譯中，對於缺乏想象力的中國古文學有很大的解放作用；三、印度文學的注重形式上的布局與結構，佛經翻譯中的小說、戲曲形式、半小說體半戲曲體的作品，散文與韻文的雜糅，對後來中國彈詞、平話、小說、戲劇的發達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