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翻譯界對翻譯與文學翻譯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的認識，即翻譯文學的功用論屬於翻譯文學價值論的範疇。由於時代的不同、思想背景的不同，人們對翻譯及翻譯文學的要求和期待有所不同，對翻譯的功用價值的認識也就有所不同。總體來看，人們對翻譯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的認識，經曆了從政治工具論到文化、文學本體論的發展演化過程。
晚清以降，中國連續敗於列強手下，處在了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憂國憂民的精英知識分子意識到，隻有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提高民智民德民力，才能保種自強。於是，翻譯成了最主要的和最急迫的手段，而文學翻譯自然也服從於這一目的。但是，鑒於近代意義上的“文學”——主要是小說——在傳統社會文化生活中“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的低下地位，要想讓文學翻譯擔當起這樣的重任，必須首先在理論上論證文學的作用。清末民初的幾乎所有先進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們，如梁啟超、林紓、魯迅、周作人、周桂笙、徐念慈、黃小配等，對於文學翻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問題都有深刻的見解。1898年梁啟超發表的《譯印政治小說序》，最早極力推崇西方和日本已有的“政治小說”，提出“特采外國名儒所撰述，而有關於今日時局者，次第譯之”，希望通過“政治小說”的翻譯，來影響和參與社會政治。在同年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他一反傳統論調，強調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對世道人心具有“薰”、“浸”、“提”、“刺”的重大作用；而中國固有的小說卻隻是“誨**誨盜”，成為“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源”，必須加以鏟除。相對而言，西洋小說卻是文學的正宗，對國家政治的進步極有裨益。這樣，譯印域外小說，便是小說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自然不過的選擇了。梁啟超的這種主張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與共鳴。也有人明確提出，“翻譯者如前鋒，自著者如後勁”、“譯本小說為開道之驊騮”。[1]說的就是文學翻譯在政治方麵的前導性作用，也是對梁氏理論的一種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