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例外條款”做擴大解釋
法解釋有一個基本規則：對於例外條款、但書條款應作狹義解釋，而且避免類推適用。第188條第1款的“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顯然是一個但書條款、例外條款。李奮飛博士將其含義，從字麵的“作證卻免於強製出庭”擴大解釋為“免於強製作證”，有違反解釋規則之虞。例外之所以是例外，乃是因為立法者希望一般規則被盡可能廣泛適用。如果例外被寬泛解釋，則一般規則就被釜底抽薪，立法者本欲達到的一般性目的就會被最終摧毀。所以，對於例外條款的擴張解釋，會造成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效果。盡管拉倫茨對於“例外規定應作狹義解釋，而其不得為類推適用”這一規則的僵化適用提出了批評，但也闡述了其基本原理：“法律希望賦予一項規則盡可能廣泛的適用範圍，僅在特定（嚴格限製的）事例，容許突破此項規則，立法者認為，假使在此種事例亦貫徹此項規則，實際上並不可行或並不恰當，因此願意放棄其適用。”[48]進一步，拉倫茨指出，如果要對“例外規定”做擴大解釋乃至類推適用，必須獲得立法理由的支持，而於此“參與立法程序者的規範想法可以提供一些谘詢”。但如果從立法理由上看，“其確僅針對此類事例，則不得將其他事例引入其中”。[49]
考諸新刑事訴訟法的立法資料，即使是李奮飛博士也無法認為有資料能支持他的擴大解釋，因為“參與立法程序者”（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法工委副主任朗勝等）的解釋並不支持將第188條第1款解釋為“免於強製作證的權利”。[50]李奮飛博士的擴大解釋，依據的是“刑事訴訟法的整體目的”，強調“個別目的與整體目的的循環互動”。但總體上，他的解釋有欠個別目的的論證，而是以整體目的來擴張個別條款（並且是例外條款）的含義，存在可質疑之處。[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