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1：由於法治是一種理想，所以法治是好（重要）的；
主張2：實質法治主張法治即善法之治；
主張3：依據主張1和2，得出“善法之治是好的”；
結論：一旦去掉主張3中的同類項，法治並不必然是好的。[38]
顯然，這個結論與主張1矛盾，而主張1又是所有法治討論的前提，因此要想維持主張1的有效性，唯一的選擇就是放棄主張2，即放棄實質法治的觀念。
其二，從功能上看，一旦將民主、平等、人權等實質價值加入法治的概念中，那麽就在法治與這些價值之間建立起必然的聯係，法治由此就被視為服務於這些價值的工具；反過來講，如果法治無法實現這些價值，那麽也就不存在真正的法治了。表麵上看起來這樣的做法可以有效捍衛法治的重要性：如果它所服務的價值越重要，那麽法治也就變得越重要；同理，如果法治被用以服務於錯誤的價值，那麽法治也就喪失了所有的優點，這正是形式法治理論不負責任的地方。然而，問題也在於此，如果法治就是這樣一種服務於特定價值的工具，如果有更好的方式實現這些價值，那麽法治的重要性就會大為降低，甚至消失不見。[39]或者說，如果法治用以服務於那些特定的實質目標，那麽為什麽還需要法治？為什麽不能直麵那些實質目標？就像自行車曾經是服務於“交通”的工具，但是在今天汽車顯然是更好的選擇，所以騎自行車基本上應轉化為某種運動方式，它的重點已經不再是“交通”。實質法治論者當然可以進一步補強說：法治不僅僅是實現這些價值的工具之一，它是唯一的工具，於是法治的重要性重新得到證明。但這樣的說法顯然過於任意，畢竟通過法治來實現這些目標隻是一種間接性的做法，它起碼在效率上是低於直接追求這些目標的直接做法的。因此，實質法治論者無法避免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在某種情形之下（例如嚴重的人權危機），為了更加直接地實現這些目標（保護人權），以至於放棄法治或許成為最佳的選擇。或者另外一個例子：為了實現打擊犯罪的需要，官方可能采取不合法的數據或者DNA收集方式是更加有效的手段，但是它的確違反法治。[40]當然，形式法治並不否認法治可能是服務於這些價值的工具，隻是這種服務關係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有它更好，沒它法治本身也依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