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地跨亞洲和歐洲, 既接受了歐洲文化、文學的影響, 又因為蒙古人的兩百多年統治以及地處亞洲而深受亞洲文化、文學的影響, 因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文學傳統。總體來看, 俄羅斯文學有以下三個方麵的突出特點。
一、突出的現實關注。俄羅斯文學有一個優良的傳統, 那就是關注當前社會現實問題, 並且往往通過人物心理奧秘的揭示來反映並思考這一問題, 同時又與道德尤其是宗教的內容、與對人性的探索結合起來, 因而又具有了超越性——由當前的現實功利性上升為普遍性、永恒性。可以說, 俄羅斯文學是一種既具當前現實功利性又相當具有人類性的極其難得的文學, 它麵向現實, 但又頗具超越性; 它關注彼岸, 但又把根子深深地紮入俄羅斯勞苦群眾的土壤。這種突出的現實關注表現為對小人物的關注、強烈的民族**或愛國主義**、濃厚的政治色彩。
19世紀的俄國文學, 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 即對“小人物”命運的關注。從普希金的《驛站長》開始, 到果戈理的《外套》打下堅實的基礎(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們全都來自《外套》”), 並貫穿整個俄羅斯文學。20世紀文學, 進一步關心下層人民的不幸。如左琴科的幽默諷刺小說, 以往都認為隻是諷刺、揭露醜惡的一麵, 其實它還包含著對小人物的深深同情。俄國文學有源遠流長的揭露、諷刺小市民和市儈習氣的傳統。馬克·斯洛寧指出, “在19世紀40年代, 亞曆山大·赫爾岑曾給‘市儈階層’下了這樣的定義:‘少智缺德的小人。他們自命不凡, 愚昧無知, 殘酷無情和俗不可耐。’從果戈理到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和契訶夫, 俄國作家們一直在揭露披著各種偽裝的‘市儈階層’”; 左琴科繼承了這一傳統, 其“諷刺作品專門描寫無聊的人, 也就是俄國人常常稱之為‘市儈’的那種卑鄙的、胸襟狹窄的中下層社會的市民。”李莉進而認為:“他的小說猶如灰色的日常生活的場記, 個個庸常故事都能燭幽索微, 小人物的愚昧無知、懶惰保守、阿諛奉承、庸俗無聊、虛榮自私等等世相, 也都被放大具顯, 如在目前。”然而, 在揭露的同時, 往往也包含著作家的同情。左琴科在《青春複返》中說過:“沒錯。我寫的是小市民。是的, 我們是沒有作為一個階級的小市民, 但我大體上塑造的是一個集合的形象。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小市民、私有者和貪婪者這樣那樣的特點。我往往將這些特點集合起來, 放到一個人身上, 於是這個人物對我們就熟悉和似曾相識了。”這段話, 一方麵說明了作家塑造形象的方法; 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 他指出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小市民的特點, 這是人性的弱點, 正因為如此, 作家創作這些作品的目的, 並非單純的揭露和諷刺, 而是要幫助人們認清自身的小市民習氣, 從而擺脫束縛, 堅定對自身的信心。因此, 他的幽默諷刺小說才超越了以往文學中對小市民的簡單諷刺和揭露, 在揭露和諷刺的同時多了一份憐憫、憂傷、寬容和同情, 從而昭顯了作家的人性關懷, 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諷刺而達到了真正的幽默境界。對此, 李莉有非常精辟的論述。她指出, 一方麵, 左琴科小說的佳勝處, 就在他通過切近而又能作用於人心的“無限深淵”——普通生活的日常形式和小人物庸常人生的當下追求, 在縱橫交錯的社會之網中, 直達人性的深處, 致力於傳達人物內心的幽微奧秘, 於審醜的幽默小說中寄寓對人性本質的深刻認識, 對小人物的實際生存狀態的真切感受; 另一方麵, “左琴科的人物”與環境無法調和的矛盾衝突, 把那個時代社會基層的複雜關係和生態呈現出來, 從彰明人物兩難的生活處境起始, 直達生存意義極限的人生體驗。“於嘻笑詼諧之處, 包含絕大文章。”如是, 庸常故事包含了認識和認同兩個方麵, 認識的自然是這些小人物所代表的人性的悖謬, 認同的則是他們作為人的生存本能。左琴科式的幽默對人性的可笑、可歎、可憐的洞悉, 以及建立在這種洞悉之上對同類的寬容和關懷, 使其幽默成為深刻而非尖刻。真正的幽默總是包含了寬容, 總是根植於對人性的透徹了解, 總是給予一種人道主義意義上的關懷。20世紀50年代後, 隨著反“個人崇拜”的興起, 對普通人的關注和描寫更成為重要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