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複和艱澀是帕斯捷爾納克的詩學舉世公認的特點, 表現為:一是生僻詞多而廣(涉及生活的遼闊領域); 二是句法複雜難析, 時不時挑戰規範; 三是隱喻過密, 聯想怪異。這是由於受時代(即藝術創新至上主義的白銀時代)的思潮影響, 為提高詩的感染力而在“陌生化”原則下在誇張和隱喻化方麵走過了頭, 背離了他終生追求的藝術的最高境界——“聞所未聞的單純”。不過, 在不斷創新的過程中, 他越來越悟到複雜與單純相反相成的規律, 最後終於如願以償地達到單純這一境界, 在一定程度上返回到普希金、丘特切夫等經典作家的傳統上來。在他這種境界的詩中, 單純並非簡單, 也並不排斥繁複, 而是單純與繁複的特殊交融, 即繁複中的單純。繁複中的單純, 對於帕斯捷爾納克, 繁複永遠是手段, 單純才是真正的目的。
短篇小說《空中通道》(一譯《空中線路》《空中路》, 1924)依舊采用現代主義的方式, 跳躍式地寫了海軍軍官波裏瓦諾夫和廖麗婭的幾段生活, 而“空中通道”則是回憶性思維等的象征。自傳體散文集《人與事》也把現代主義的藝術手法運用到自傳體散文中, 跳躍而又新奇地寫出了1900年至1930年4月馬雅可夫斯基自殺三十年間作家的見聞和經曆。
與此同時, 帕斯捷爾納克開始探索一種新的史詩形式, 以個人生活經曆為主要題材, 把曆史、現實和個人命運結合起來, 這種史詩能夠容納主觀色彩強烈的抒情內容。1925年, 他著手寫作長篇詩體小說《司佩克托爾斯基》(一譯《斯別克托爾斯基》), 它通過極大的自傳成分表現現實, 揭示曆史。把曆史、現實和個人命運結合起來的作品還有組詩《高尚的疾病》、長詩《一九○五年》和《施密特中尉》。《高尚的疾病》主要描寫了革命和革命領袖列寧, 同時還思考了新時代詩人的使命; 後兩部長詩則描繪了1905年俄國革命, 以及個人在這一重大曆史事件中的命運。因此, 高莽指出:“這期間, 他的注意力轉向表現社會曆史題材上。他先後寫成長詩《崇高的疾病》(1924—1929)、《一九○五年》(1926—1927), 《施密特中尉》(1926—1927)和詩體小說《斯別克托爾斯基》(1925—1931)”, “這時以哲學家的頭腦分析現實, 用藝術手法描繪俄羅斯革命的曆史”。在這些作品中, 他走出寫景抒情的老套, 開始關注重要的社會題材。他一方麵相信革命的正義性, 另一方麵則對革命暴力持懷疑態度。這順應了時代的潮流, 但與帕斯捷爾納克深心處的藝術觀畢竟並不十分切合。在文體風格方麵, 他也開始在奇詭多變的現代風格中注入平淡、樸實、自然的語言。1930年的小說《帕特裏克手記》, 更是藝術探索與轉變的明顯標誌。作家認為這篇小說對自己“極端重要”, 他在這篇作品中遵循契訶夫的方式, 並希望在其中達到普希金式的簡潔, 一改此前《柳威爾斯的童年》《空中路》等小說的現代語言與風格, 而采用了簡潔的句式和樸實無華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