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 契訶夫感興趣的不是“小人物”的社會地位, 不是他們被搶走的“外套”, 而是他們的性格特點和心理狀態。契訶夫關注的焦點已從不公正的社會製度對“小人物”的壓迫和欺淩轉向人性中固有的醜陋品質:奴性、貪婪、自私、冷漠等。誠然, 傳統上認為“小人物”的悲劇命運是不合理的、不人道的社會製度所致, 這種觀點並沒有錯, 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認為這是導致“小人物”不幸的唯一因素, 就會陷入認識的片麵性和局限性, “小人物”內在人格的缺陷和人性痼疾對自身和他人命運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 契訶夫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並公開嘲笑那些在創作中試圖美化“小人物”的做法。在給哥哥亞·巴·契訶夫的信中, 他規勸道:“把你那些受壓迫的十四等文官丟開吧!難道你用鼻子嗅不出來這種體裁已經過時, 現在隻能惹人打哈欠了嗎?”基於此, 契訶夫在描寫“小人物”上另辟蹊徑:他不是在社會體製、社會環境中尋找惡的根源, 而是在小人物身上尋找。這種全新的方法得出一個意想不到的結論:小人物遭受“屈辱”的原因竟然在於他們自身, 換言之, 造成小人物不幸的內在原因就是他們身上所具有的人性弱點, 這樣就使其作品具有表現人類生存問題的普遍性。
契訶夫第一次對小人物持嘲諷態度, 如《小公務員之死》寫小公務員切爾維亞科夫的慘死。切爾維亞科夫為人謹慎, 性格可笑。一次他在看戲時打了個噴嚏, 把唾沫星濺在前座的一位將軍的禿頭上, 他三番五次地向將軍道歉, 還唯恐將軍大人不肯原諒而對他施加懲罰, 從此心驚膽戰, 惶惶不可終日, 不久便一命嗚呼。以往我們認為, 從表麵上看, 他是死於過分謹慎, 而在實際上, 他是死於對“大人物”的恐懼和奴性心理, 而這正是由於大官僚們長期的暴虐, 飛揚跋扈和奴役所造成的。在當時的俄國, “大人物”摧殘“小人物”是一種普遍現象, 反映著俄國警察製度的本質。現在看來, 小說中死去的不是“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 而是自取其辱、在驚嚇中喪失自己的人格甚至是性命的小官吏, 是深重的奴性導致他喪命。台灣有學者指出:“這篇小品的主角是被虐待的, 小心翼翼的小官吏, 但是在契訶夫筆下已成任何時代, 任何場所都可能發生的普遍事件。這種將特殊事件予以普遍化的技巧, 以及描寫平凡小人物亦悲亦喜, 齷齪求生的手法, 可說是純契訶夫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