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革命前俄國曆史的研究，已經提出的問題比較廣泛，可以說，各個時期的重要問題差不多都已經涉及，從東斯拉夫人的起源和羅斯建國，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有很多問題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或者有不同的意見爭論，歸結起來有以下幾方麵：
關於俄羅斯專製製度的形成與發展問題。俄羅斯專製製度是蘇聯曆史的一個敏感的問題，經常受到各方麵學者的重視。19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國學術界介紹了蘇共“二十大”後蘇聯重評伊凡四世的情況，同時也發表了論述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以及伊凡四世在鞏固中央集權國家中的作用的研究論文（李天祜：《論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載《曆史教學與研究》（甘肅師大學報副刊），1959年第5期；孫成木：《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載《曆史教學》，1963年第4期；徐景學：《伊凡四世在鞏固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中的作用》，載《哈爾濱師院學報》，1963年第2期）。近年來關於俄羅斯專製製度形成及演變的研究有新的進展。白玉、張廣翔論述了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政治製度的早熟性，提出了“政治因素多於經濟紐帶的聯係，政治上的成熟先於經濟上的成熟”的論點（《試論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政治製度的早熟性》，載《蘇聯曆史》，1986年第1期）。這對於研究俄國專製製度的演變和革命的發生也是有啟發的。趙克毅把俄國封建君主製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等級君主製（形成於16世紀中葉），絕對君主製（形成於彼得時代），受到資產階級影響的君主製（從開明君主專製開始）。相關文章有：《俄國封建君主製的演變》，載《史學月刊》，1986年第6期，《帝國主義時期沙皇專製製度的實質》，載《蘇聯曆史》，1983年第2期；《俄國國家杜馬的形成及其實質》，載《世界曆史》，1983年第6期。最近幾年，有一些文章論述了20世紀初專製製度的演變。南宮認為，1905年革命後，壟斷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地主經濟衰落分化，因而沙皇製度對資產階級從物質依賴轉到政治依賴，“六三政變”後，沙皇專製製度逐漸演化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工具。孫成木認為，國家杜馬的性質是專製製度企圖同資產階級結成某種政治聯盟的形式，它是議會的變種。王清和認為，“改行君主立憲”是1905年10月以及俄國國家組織形式的特征，它標誌著沙皇製度向資產階級君主製的進一步演變。（《從無限專製製度到改行君主立憲》，載《世界曆史》，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