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1856年歐洲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國際戰爭——克裏米亞戰爭。戰爭以英、法、土耳其（後來有撒丁王國參加）為一方，以俄國為另一方。這次戰爭是歐洲列強在近東長期爭奪的結果，是他們在“東方問題”上多年醞釀的矛盾的爆發；同時它又是19世紀國際關係史的重要轉折點，並對19世紀後半期的國際關係，對歐洲、亞洲的一係列曆史事件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克裏米亞戰爭是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而又複雜的曆史問題。
一百多年來，歐、美及俄國學者對這次戰爭進行了大量研究，公布過許多重要資料，也發表過不少專著。[1]這許多研究成果給我們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材料和一些有價值的見解。但是，因為對戰爭起源與戰爭責任問題的研究，與研究者所持的政治立場與態度有密切聯係，因而總是不能不受一定的限製。比如西方有些著作在分析克裏米亞戰爭的原因及責任時，隻著重揭露尼古拉一世奪取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峽的野心。而另一些以較為“客觀”的立場和麵目出現的著作，也受其曆史觀和方法論的影響，或者限於從外交活動和文件往來中考察交戰各國政治活動家的動機；[2]或者從公眾輿論及人們的心理狀態去捉摸戰爭爆發的原因；[3]因而他們對戰爭責任的指控總是很難令人信服。於是，有的著作盡管做了大量研究，最後隻能得出“所有主要強國都希望和平”[4]的結論，而把戰爭的發生歸之於領導人的誤解或者判斷的錯誤。20世紀30年代，英國“東方問題”專家，研究克裏米亞戰爭的著名權威H.坦帕利感到這個問題的棘手，他隻好宣稱：“克裏米亞戰爭的起源還沒有被完全揭示。”[5]蘇聯學者關於克裏米亞戰爭的起源問題的研究，都是著重揭露拿破侖三世的“戰爭陰謀”和英國的“狡詐外交”（特別是指責帕麥斯頓和斯特拉福德·坎寧子爵的煽動）。塔爾列院士的《克裏米亞戰爭》一書，曾引用大量經濟材料，在分析戰爭的經濟背景上還是比較好的，但書中也是強調英法的責任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