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1849年歐洲革命被鎮壓之後，歐洲大陸的情況是：奧地利因有尼古拉幫他鎮壓匈牙利革命而得救，新即位的皇帝弗蘭茨—約瑟夫又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尼古拉認為他會完全聽命於自己。用尼古拉的話來說：“我說到奧地利時，也就和說到俄國一樣。”[1]而“普魯士是一個甚至在1849—1850年挨了耳光之後仍然忠誠不貳的唯一的附庸。”[2]法國經過1848年革命，剛剛恢複被破壞的“秩序”，還沒有一個穩定的政權。剩下一個最大的對手英國，國內也有一部分“俄國派”（一部分托利黨的保守貴族，主張聯俄反法）。尼古拉一世躊躇滿誌地以為，在歐洲大陸上，他可以依靠普奧的忠順，孤立法國；再同英國締結一個協定，迫使土耳其完全屈服於沙皇的意誌。這是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峽進軍，奪取“沙皇格勒”以實現先朝遺願的大好時機。
但是，尼古拉一世完全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看不到19世紀中葉歐洲形勢的本質，也無視俄國國內社會階級矛盾的發展。如恩格斯所分析的：“（1848年）二月革命終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聲喪鍾，淺薄的尼古拉的狹隘心胸，消受不了這意外的福分；他過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進軍；爆發了克裏米亞戰爭，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奧地利則熱衷於［以其極端忘恩負義的行動震驚世界］。”[3]
19世紀中葉，工業資本主義已經在英、法取得完全統治，在奧地利和普魯士也取得迅速發展，資產階級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鬥爭尖銳化了。英國在四十年代已完成工業革命，五十年代成為“世界工廠”。英國對土耳其的商品輸出，1850年比1840年增加一倍半以上。尼古拉一世企圖奪取君士坦丁堡和海峽的野心與英國資產階級對亞洲市場的追逐發生尖銳衝突。
奧地利本應感激尼古拉一世的“救命之恩”。但是年輕的小皇帝弗蘭茨—約瑟夫在華沙會見沙皇時的恭順，並不能掩蓋俄奧在巴爾幹地區的利益對立。因為俄國的擴張不僅影響了奧地利控製多瑙河航運的企圖，而且阻礙了奧地利對巴爾幹半島的經濟滲透，同時也加劇了奧地利境內斯拉夫人民的民族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