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曙光 劉曉希 朱玉卿
“一帶一路”一詞初現於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的重要演講，之後，中國政府對這一構想不斷進行完善並得到世界範圍內眾多國家的響應、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的提出是古代地緣意義上“絲綢之路”的當下闡釋，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它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製，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曆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在這樣一個將經濟發展視為顯在追求而力圖實現全方麵互利共贏的美好期待中，“民心相通”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既是實現這一理念的保障，也是提出這一理念的初衷。
2015年3月，中國權威媒體新華社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將“文化交往”作為“民心相通”的重點開展對象，並進而使之成為加速“一帶一路”實施的重要途徑和宗旨。文件指出：要在“沿線國家間互辦文化年、藝術節、電影節、電視周和圖書展等活動，合作開展廣播影視劇精創作及翻譯，聯合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共同開展世界遺產的聯合保護工作。深化沿線國家間人才交流合作”[1]。由此，電影——作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一種，正式被納入“一帶一路”中來。這無疑為中國與世界電影在交流合作層麵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和新使命。
一、“一帶一路”有著助推中國與沿線國家電影交流合作的現實理據
中國電影從誕生之日起，就走上了一條與西方商業類型電影大不相同的民族電影發展之路，而亞洲其他國家的電影也在不同程度上經曆著和中國電影相類似的命運。定位於本國觀眾、追求各自民族的風格化表達，已經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電影應對西方電影主導世界電影發展的主要策略之一。多年來，民族電影的發展及民族電影大師的誕生為亞洲電影在國際上贏得了良好的讚譽，印度的歌舞片、韓國的金基德、中國的張藝謀等，皆為很好的例證。但另一方麵，傳統的民族電影也使很多國家的電影在國際化背景下遭遇了難以言說的尷尬，比如在國內好評如潮的民族電影在國外卻因難以調和的文化認同而不被域外觀眾接受，市場慘淡；而一些成功地吸引了域外觀眾眼球的電影在本國卻不被本土觀眾接受。在這樣的問題麵前，一味地堅持民族化和個性化表達顯然無益於本國電影的長久發展。鑒於此，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電影必須重新尋求一條使本國電影得以繼續下去的生存之路。此時，“一帶一路”的提出無疑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絲路沿線國家的民族電影指明了發展的新方向，即絲路沿線各國電影事業和電影產業積極承擔起在相互之間進行整合優勢、支援弱勢、共建強勢的重要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