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電影產業政策發展
眾所周知，電影是一種集娛樂、文化傳播、意識形態教化等功能為一體的特殊文化產品。早在電影誕生之初，其作為一門工業的性質就已經彰顯無遺。電影注重投資回報收益，批量化生產，以進入市場流通獲取利潤為目標，這些都是工業生產最基本的模式。但電影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攜帶的文化意蘊和意識形態勸誘力量，這些力量依托電影獨一無二的情感說服力能夠在最大範圍內調動觀眾的情緒，乃至於改寫觀眾沉澱在血液裏的文化認同。因此，科學地監管和引導一個國家的電影生產，使其合乎既定語境中電影生產的基本規律，不僅能夠在經濟收益上獲得最大回報，也能夠根據民族國家所希冀的方式增強本民族國家觀眾的文化認同，積聚愛國熱情，尊重曆史，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傳播當代優秀文化藝術，甚至在世界範圍內普及和引領本國的先進文化和時尚，從而在更高的層麵上肩負起優秀文化傳播的責任。而這一切，都需要一個科學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電影政策的保證。
由於各個國家不同的政治經濟體製、曆史宗教文化傳承以及對電影的定位等因素，我們得以在市場上看到各種不同形態的電影，譬如好萊塢主流製作對應的美國觀眾之於視聽享樂的重視，印度寶萊塢製作對應的印度人民之於傳統民族歌舞的癡迷以及夢幻般華麗場景的向往，而中國主流製作中對於傳統曆史文化的尊重、對思想性和藝術性的追求也遠大於對娛樂性的重視，這些無不體現出各國的電影政策對電影生產的具體影響。可以說，有什麽樣的電影政策，就會有什麽樣的電影生產。進一步講，電影製片企業作為一個小的經濟單位，必然體現著一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它的所有製形式不僅規定了它的經濟效益，同時也規範了它的意識形態效應。因此，當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文化體製改革深入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區別於國有電影生產單位旱澇保收、相對“穩定”的態勢，民營電影企業自然而然地顯現出它相對靈活的機製保證、市場反應能力以及再生能力。事實上，從曆史上看，中國電影的每一次“**”都與民營電影的積極表現密不可分。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明星公司、天一公司就是例證，而聯華公司更是以美國電影業為範例，試圖建立從製片、發行到放映的垂直經營模式。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曆了對私營電影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後，中國電影依然還產生了像《烏鴉與麻雀》、《我這一輩子》等代表了中國電影藝術高度的、由民營公司生產的優秀作品。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中央一方麵鼓勵和支持私營電影企業，另一方麵推行“電影攝製要實行製片企業化”[1]等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