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古典音樂，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1908—1989）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名字。
曾經讀過一位中國愛樂者寫的一篇紀念卡拉揚的文章。文章在談到卡拉揚“製造”的音樂常常引起一部分中國愛樂者的詬病時，表示了非常的忿忿不平。文章認為，中國愛樂者的絕大多數，都受到過卡拉揚的啟蒙。正是由於卡拉揚，我們才得以領略到貝多芬、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威爾第、普契尼、瓦格納等偉大作曲家的偉大作品的偉大。因此對於卡拉揚的苛責，是一種近乎“忘恩負義”的表現。
和幾乎所有的西洋古典音樂愛好者一樣，我聽過很多卡拉揚的唱片。卡拉揚對我來說，是一位偉大的指揮家。偉大的指揮家很多，卡拉揚是其中之一。
不過在我早期聆聽的歐洲古典音樂唱片中，很多都與卡拉揚無關。我聽的第一套貝多芬交響曲全集是奧地利指揮家約瑟夫·克裏普斯（Josef Krips，1902—1974）指揮倫敦交響樂團錄製的。聽的第一個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的錄音，是德國指揮家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tewangler，1886—1954）在1945年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的一個演出實況錄音。聽的第一個柴科夫斯基第五交響曲，是俄羅斯指揮家葉甫根尼·穆拉文斯基（Yevegeny Mravinsky，1903—1988）1973年指揮列寧格勒愛樂樂團的一個演出實況錄音……
記得第一次聽卡拉揚，是聽他指揮貝多芬第五“命運”交響曲，20世紀70年代在德國唱片公司錄製的版本。那是在“雙卡”錄音機上播放的原版磁帶。當時覺得很震撼，著迷了好一陣子。後來又陸續聽了富特文格勒、托斯卡尼尼、布魯諾·瓦爾特、克倫佩勒、伯恩斯坦指揮的貝多芬。
在我早期聆聽古典音樂的過程中，幾乎沒有被任何一位偉大的指揮家“壟斷”過；因而沒有在早期的聆聽中，過早地樹立起“演繹標準”的概念；這也讓我很早就體會到，偉大的音樂作品的演繹，存在著理念的差異和風格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