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種藝術形式自有其生命，與天、地、時相關。比如中國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文人畫等，就各有其高峰。我心中的古典音樂的演繹也是如此。
在我聽來，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是古典音樂演繹最偉大的時代。拜現代錄音技術的發展、完善所賜，如今我們可以聆聽到那個時代留給我們的無比豐饒的歐洲古典音樂的偉大演繹。如果把每個百年作為一個時間劃分的刻度，那麽習慣上所說“上一時代的”大指揮家，是指那些出生於19世紀後半葉，20世紀前半葉在西方音樂舞台上叱吒風雲的指揮大師。如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瓦爾特、克倫佩勒、克納佩茨布什、（老）克萊伯、萊納等。而卡拉揚、索爾蒂、切利比達克、約胡姆、伯恩斯坦、塞爾等指揮大師，應該算是“下一時代”的了。當然，音樂演繹有其傳統、傳承，也有其鮮明的個性與創新，所以“世代”隻是一個說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最為慘烈、對生命摧殘最嚴重、對人類文明破壞最巨大的戰爭，對音樂演繹造成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比較明顯的是，在演繹歐洲古典交響音樂如貝多芬、莫紮特、舒伯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等人的交響音樂作品方麵，富特文格勒是讓我真正感受到音樂的魅力和魔力的指揮大師；更是讓我真切體驗到音樂的真諦和境界的指揮大師。
富特文格勒離世過早（才活到68歲）。若多活十年，能趕上模擬錄音最成熟最輝煌的時日，那樣或許會留給我們更多音效更好的偉大演繹（不過大師並不喜歡在錄音室錄製音樂）。這是他的“生不逢時”。
更為“生不逢時”的是，他“趕上了”希特勒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那個人類曆史最為黑暗的法西斯政權時期，“趕上了”人類史上最為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親眼目睹了戰爭—殺戮—毀滅、人類曆史上最慘烈的一次自相殘殺。而他選擇了留在德國，他認為在那個黑暗的時期，人們更需要音樂的慰藉。但殘酷的事實證明，那隻是偉大藝術家的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