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學派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著作中，將傳媒作為一種文化工業來看待，拒絕用大眾文化概念。對大眾文化一般的理解是：從大眾本身、從流行藝術的當前形式自覺地產生出來的文化問題，從大眾出發，為大眾服務。阿多諾針對這種流行解釋提出要用“文化工業”概念取代“大眾文化”概念。他尖銳地指出：“大眾文化”不是為大眾服務的文化，而是與大眾化、通俗化聯係在一起的文化。現代大眾文化已經變成一種隨社會的發展而出現的信息化、商業化、產業化的現代文化形態。這種分析是相當深刻的。作為現代文化形態的傳媒產業，有其經濟利益需要，傳媒內容必然地受這隻無形的手的支配。在美國，“對大多數的所有者而言，他們的傳媒組織隻不過是他們所經營的工業或者商業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他們為自己的傳媒組織確定財務目標，正如他們在自己經營的商業帝國的其他部分中所做的一樣；他們還為該傳媒組織聘請工作人員，以保證實現這些利潤目標。如果他們選中的人員沒能實現他們所期望的利潤指標，那麽這些人員將被辭退。也就是說，隻要他們所擁有的這些組織可以達到預期的利潤水平，這些傳媒的所有者對該組織的意識形態和立場是漠不關心的。”[58]換言之，在美國，傳媒關心利潤高於關心其他的一切。那麽，怎樣才能獲得利潤呢？廣告是主要的手段。傳媒“必須把廣告客戶想影響的某一類的受眾吸引過來，並且為廣告信息創造出能引起受眾共鳴的環境。”[59]
中國傳媒業一直以來實行的是事業單位企業化運作，強調既要實現好社會利益又要實現經濟利益，其中，社會利益是最根本的。但是，傳媒作為一種產業，其經濟利益的基本訴求（即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保持市場地位並盡可能使贏利最大化）對傳媒的生存和發展而言也是決定性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競爭經濟。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轉軌，我國的新聞媒介進一步確立了其事業和產業的雙重屬性。近年來，行政權力逐步退出傳媒經營，全國統一的傳媒大市場初見雛形，傳媒的市場競爭已經非常激烈。傳媒的競爭最主要的就是內容的競爭。在這種大背景下，傳媒的內容安排向有利於經濟利益的方向傾斜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