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傳播效果研究經曆了哪幾個階段，各有何特點？
一般認為，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發展過程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與此相聯係，人們對媒介影響力的認識，經曆了“強—弱—強”三個時期和兩次轉折。在此過程中，有關傳播效果的三大理論體係，即同一效果、選擇效果和間接效果的理論體係相繼出現。
第一階段：從20世紀初到40年代初，被稱為“強效果論”時期。其代表性理論，即通常被稱為“槍彈論”的“同一效果理論”，認為大眾媒介有強大的威力，在形成意見信仰、改變生活習慣並或多或少按媒介控製者的意圖支配受眾的行為等方麵，幾乎無所不能。這種“魔彈論”或“刺激—反應”理論的提出，或源於公眾與學者對大眾媒介迅速普及的驚懼，或依據生物學的一些論點而提出的簡單比附，並非基於科學的調查和研究。因此，從方法角度看，它以思辨性的評論和探討為主，還幾乎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研究。
第二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初至60年代初，被稱為“弱效果論”或“有限效果論”時期。所謂“有限效果”，並非說媒介毫無影響力，而是說媒介總是在一個現存社會關係的結構和一個特定的社會文化情境中運行的。對此，貝雷爾森和克拉伯有兩段經典型論述：“某些傳播，在某些問題上，被某些人在某些情況下所注意，有某些作用。”“大眾傳播通常並不是一個可以對受眾發生影響的充分且必要的起因，它其實是通過許多中介因素的聯絡環節，而發揮著各種功能。”
這一階段的起始，可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佩恩基金會有關電影對兒童影響的係列研究。在“槍彈論”流行的背景下，研究者運用典型調查和實地調查法，大量借鑒社會心理學的成果，側重研究利用媒介積極主動地告知信息並進行勸服的可能性以及出於防範的動機而測定媒介在造成青少年罪、社會偏見、暴力和性刺激方麵的消極影響，但其結果很難證明媒介的“魔彈”效果。至20世紀四五十年代，隨著拉紮斯菲爾德等人有關“二級傳播”觀點的提出和霍夫蘭等人有關勸服研究的展開，傳播效果產生的過程和機製，在科學方法的基礎上得到了揭示和探索，終於導致了對“強效果論”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