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性別為基礎的研究途徑也引發了一項思考：媒介的選擇與詮釋是否能夠為女性提供某些手段、要素來改變或抵抗這個性別結構仍然還不平等的社會？為何女性似乎會被具有明顯父權訊息的媒介內容（例如言情小說）所吸引？利用對立的解讀和抵抗的潛意識來解釋，有助於重新評價這種吸引的意義。還有人解釋說，無論差異的原因和形式如何，不同的性別媒介文化會引起不同的反應，而且性別差異會導致從媒介中獲取意義的不同模式。在媒介使用的選擇上也有所差異，而這種差異又具有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含義。
可以說女性主義運動不僅是一個政治計劃，也是文化技術，而在關於政治影響力或者非通俗文化的文化媒介研究中，女性主義媒介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爭論。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大量研究的關注焦點集中在通俗文本類型上，比如肥皂劇或脫口秀等以女性觀眾為導向的節目。很明顯，早期研究者所關注的問題，尤其是通俗的媒介內容（如愛情故事、兒童故事、女性雜誌），都帶有顯著的父權與保守主義的刻板意識形態，或是迎合於男性的“性趣”。而現在媒介內容已經發生改變，出現更多由女性製作，或為了女性而製作的內容，而且並未壓抑女性的性欲。
而在運動的政治目標上，女性主義理論與研究仍然維持一種緊張關係。並非所有的研究都能對媒介中變遷的關聯性以及新通俗文化理論產生說服力。範祖南就強調有必要區分女性主義在新聞和娛樂中的定位。她認為，“對於新聞媒介中的女性主義政治和政治人物，期待一種適當的、道德的以及多少具有準確地再現，這完全是正當的”，而通俗文化是屬於“集體夢想、幻想與集體恐懼”的領域。赫梅絲則較為積極地來看待通俗文化的潛在角色，她提出“文化公民權”的概念，認為“通俗文化的研究（由後現代主義即女性主義理論所主導）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同樣重要”，主張“重新對公民權進行思考，並接受那些居住在大眾民主社會中，運用不同邏輯來塑造生活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