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時代的形式主義者們和巴赫金們，其所能接受到的思想，也必然帶有這個時代的思想特色而呈現為一種多元化景觀。在這方麵，奧波亞茲們和巴赫金們並無任何不同之處。所以，與上文所述旨趣略有不同的是，要想追溯巴赫金和奧波亞茲的思想來源，不僅需探討弗蘭克對艾亨鮑姆的意義，而且也應該從當時他們——弗蘭克、艾亨鮑姆、特尼亞諾夫、什克洛夫斯基——都閱讀的柏格森開始。當時他們全都閱讀柏格森並在其著作中引用柏格森的思想。在艾亨鮑姆、特尼亞諾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巴赫金等人的文章中，屢屢出現柏格森的哲學術語，如“длинтельность”（延綿），“гетерогенность”（異源性、多相性）“непрерывность”（不間斷性）（《藝術即手法》），而這3個術語決定了俄國接受柏格森思想的曆史風貌。艾亨鮑姆早在1909年就曾表示，俄國文學研究的進步如果隻局限於文學自身之內的話，那是絕對不可能的，而用弗蘭克的術語說，這就是一種一元論程序。當時，即使是在什克洛夫斯基的觀點裏，有時也難免流露出機械論的痕跡：即把藝術手法與內容完全割裂開來。例如在什克洛夫斯基眼裏，藝術風格就等於各種藝術手法的組合。在這方麵，倒是艾亨鮑姆往往能避免這種機械論偏差。他指出：“風格不光是技術：隻有那些具有完整知識或對於完整存在具有直覺的人才會擁有風格。”[74]
艾亨鮑姆的這種哲學上的先入之見與奧波亞茲成員的猶太人身份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俄國曆史上遭受200年壓迫的猶太人，最終選擇多元本體論作為其文化策略這是十分自然而然的。在俄國，猶太人及其他邊緣人群之所以會如此不遺餘力地擁護多元主義，是因為隻有多元主義能給他們以真正的文化平等。而被同化的猶太人在研究社會問題時，也都會從否認一元論肯定多元論起步。有人認為多元主義的本體論是猶太人思維的特征，也許導致猶太人大量產生思想家的因素之一就在於此。而艾亨鮑姆之所以奮勇捍衛文學的獨立性和文藝學的自主性地位，也是因為有多元本體論為其哲學基礎，而多元本體論同時也是其邏輯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