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研究的對象——米·巴赫金——是“白銀時代”俄國思想界碩果僅存的偉大思想家之一，是“白銀時代”俄國文化複興運動的最後一位集大成者，也是連接20世紀末21世紀初俄國和世界思想界的一位代表人物。當然，作為一位眼界開闊、具有世界規模思維視野的大思想家，巴赫金在其成長的過程中，不可能不接受來自各方麵的直接或間接影響。誠如孔金、孔金娜所說：“米·巴赫金創作個性的特點即其觀點體係基本上是在20年代形成的。是在兩個偉大的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在與俄國和西方文化發展中最重要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傾向的對話中形成的。”[47]作為一位20世紀俄國思想家，巴赫金受到的影響是多方麵的。邁克爾·加德納（Michael E.Gardiner）指出：“除了馬克思主義，還包括新康德主義、形式主義及其他早期蘇聯的先鋒派運動，以及進化生物學、愛因斯坦物理學及古典思想。”[48]這裏作者所列舉的文化現象，可以說都是在俄羅斯文化複興時期的“白銀時代”呈現的。以上所說的那些特征和方麵，確實都是作為思想家的巴赫金所具有的，他的確和上述各種思想潮流有著這樣那樣的密切聯係。
巴赫金是倡導對話思維並且也是身體力行對話思維的典範。他自己的思想，就是在與同時代一係列思潮流派的學術對話中，形成和發育成熟的。要想給予巴赫金思想以準確的定位，僅僅把其自身思想鎖定在單一思潮的視野裏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巴赫金思想的形成過程中，由於對話式語境使然，使其思想從一開始就與其對話者們的思想交織纏繞在一起，以至於我們很難把巴赫金的思想不帶任何損失地從整個糾結在一起的一團中離析出來。所以，盡管作為一位多元主義者巴赫金所受到的影響自身也可能是多元的、舶來的，或外源性居多的，但他的思想歸根結底要歸源於他的曆史文化語境而不可能是“天降甘霖”，要歸源於他和他同時代人的學術對話而非與西方哲人的“淩空寄語”，要歸源於淵源深長博大深邃的俄國曆史文化傳統而非巴赫金從未涉足的異國他鄉。思想的旅行不等於思想的共時態性，而隻有被接受主體接納並繼而加以創造性改造的思想，才是文學影響和借用領域裏的有效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