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普羅普的方法是以從被他當作同一文本的各種變體組成的結節的各種文本中抽取出建基於其基礎之上的唯一的文本-代碼的話，那麽，巴赫金的方法則從《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起，就與之相反：在同一的文本中不僅劃分出各種而且劃分出特別重要的不可相互翻譯的屬文本。從文本中揭示其內在的衝突性。在普羅普的描述中文本傾向於泛時代均衡性：正是因為所考察的是敘事文本，才看得更清楚，運動實際上是沒有的，有的隻是圍繞著某一幾何穩態規範（均衡——均衡的被打破——均衡的恢複）。而在巴赫金的分析中，運動、變化和破壞的必然性甚至隱藏在文本的靜態中。因此甚至在它那樣一些場合下，即當似乎與情節問題相距十分遙遠時它也是情節化了的。因此按照普羅普文本最自然的領域是童話，而對巴赫金來說，則是長篇小說和戲劇了。[132]
而普羅普對於當代敘事學的影響，也理應被匯入整個俄國形式主義-巴赫金學派的洪流和巨潮中來，誠如洛特曼所言：“在進行反駁的同時，巴赫金和梅德韋傑夫心目中有一個偉大的形式主義情節研究的傳統，該傳統在什克洛夫斯基、鮑裏斯·托馬舍夫斯基、鮑裏斯·艾亨鮑姆和弗拉基米爾·普羅普手中得到了發展。今天，這一傳統則鼓舞了除其他人外，還有塞繆爾·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傑拉德·傑內特（Gerard Genette）、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等人的‘敘事學’。這一傳統中的許多形式主義者的研究描述敘事如何通過‘變形’日常生活敘事來‘形成’，尤其是詩歌如何通過改造日常生活語言來‘形成’的。他們發展了如今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技術和概念的武器庫：本事、情節、重複、延宕、平行、變形、替換、動機、手法的暴露。”[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