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學術界，長期以來困擾著人們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巴赫金及其學派那些散在的思想呢？它們是一個有機整體還是斷簡殘編？它們是否具有一個理論之核或哲學之石呢？它們有沒有一個共同的基礎？由於巴赫金的著作大多未完成，且已出版的著作也多呈現為斷片警句的形式，因而使得這個問題顯得越發突出。這個問題到了21世紀的今天，在後現代主義甚囂塵上的今天，似乎顯得越發尖銳而複雜了。
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不止一個西方學者的關注。莫森和埃莫森在其所著的《米哈伊爾·巴赫金：散文學的創造》一書中，分類列舉了西方盛行的大致4種巴赫金研究方法：以茨維坦·托多羅夫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方法。以卡·克拉克和邁·霍奎斯特的《米哈伊爾·巴赫金評傳》為代表的胚胎學或起點研究法，即肯定巴赫金學派的理論是從某一原初思想或問題生發而來。其三是目的論方法，即與胚胎學方法相反，認為巴赫金學派的理論，不是從某一原初理念發展而來，而是奔向某一最終結果。此種方法以邁克爾·加德納的《批評的對話：米·巴赫金與意識形態理論》為代表。第四種方法是移植法，即把巴赫金學派所創造的理論範疇、概念、觀念和理論，平行地移植用以分析他種文化或意識形態現象，如西方有人把巴赫金與喬伊斯與通俗文學進行比較，就是此類著作的範例（《喬伊斯、巴赫金與通俗文學：雜亂無章地編年紀事》）。相信隨著巴赫金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廣泛，還會有更多的研究方法湧現出來，因而可以預期：呈現在世人麵前的米·巴赫金，還將會與日俱增，從而形成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個巴赫金的局麵。
巴赫金研究的多元化格局能給予我們的巴赫金研究以何種啟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