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們想以特尼亞諾夫為題，對奧波亞茲的文學史觀進行一番介紹和回顧。而這將成為引入巴赫金學派的相應批評的一個契機。我們認為在奧波亞茲與巴赫金學派之間存在的顯性和隱性對話，對於文藝學的生長和發育來說是大有教益的。
關於特尼亞諾夫，還是他的同道者什克洛夫斯基的評價最為精辟：“他曾是一個偉大的學者。是一位尚未被人們徹底認識的偉大的理論家。……他懂得矛盾的豐沃多產性。”[72]的確，特尼亞諾夫盡管隻活了49歲，但生前即以其豐厚的科研成果而榮任蘇聯科學院院士稱號，他最重要的學術成果——《詩歌語言問題》及其他有關文學史演變問題的著作——超前於他那個時代整整達半個世紀之久，時至今日，仍然煥發著不息的魅力。特尼亞諾夫是奧波亞茲中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國際學術界曆來隻注重奧波亞茲早期的學術工作，對其中、後期的重大轉型或是不甚了了，或是語焉不詳，或是諱莫如深，或是不置可否。眾所周知，20世紀20年代中期奧波亞茲陷入深重的危機之中，而此時的特尼亞諾夫卻“一枝獨放耐霜花”。在學派深陷危機之際，他的個人創作卻達到了一生的高峰狀態，為從溺斃中拯救奧波亞茲這個嬰兒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貢獻。
維克多·厄利希在其名著中指出：托馬舍夫斯基和特尼亞諾夫作為新近（1918）加入奧波亞茲的成員，“在主要方麵接受了由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遜所闡述的形式主義學說，而後來又在發展和修正這一學說方麵發揮了十分重大的作用”[73]。奧波亞茲反對19世紀典型的極端曆史主義的方法，把文學研究關注的重心不是放在傳統的“起源學”方麵，而是放在作品的結構和布局方麵。對於他們來說，文學研究的首要問題不是文學事實是什麽，而是作品是由什麽以及怎樣組構而成的。早期什克洛夫斯基認為“文學作品是其所用所有手法的總和”，由於其機械和內容形式二分法而常常遭人詬病，而特尼亞諾夫則采用“係統”及其“功能”說拯救了這個行將溺斃的嬰兒。審美係統觀的出台導致孤立研究作品技巧的靜態研究方法的廢止，而代之以風格是一種動態整合原則的創見。這也就意味著，研究特定手法固然重要，但對於文學研究更加重要的，是研究特定手法在特定係統中所行使的功能。特定手法並非隻有一種固定的功能，而是由於被組合進不同的係統而開始具有不同的係統功能。功能的確定取決於審美整體，取決於其所處的語境。語境對於界定特定手法的特定功能而言具有決定性意義。而正是語境觀的出台，拯救了奧波亞茲的理論學說。